第1个回答 2022-08-19
1938年7月中旬，谭震林在皖南繁昌中分村。
在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谭震林非常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复确定方针政策。原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傅柏翠，后因种种原因脱离红军部队，回乡组织武装，听从敌人指挥。要怎样对待这样一支武装？谭震林认为，傅柏翠是生存在国共斗争的间隙之中，如果失败，也难以幸存。因此，可以同傅沟通联系，建立一种微妙的关系。于是，谭震林给傅柏翠写了一封信，说明“我要生存，你也要生存，我们不能生存，你们也要完蛋”的道理。这封信使傅认识到这种利害关系，回信表示同意双方互不侵犯。后来，傅柏翠的部队果然同红军游击队安然相处，国民党正规军来搜山时，傅也不积极配合，只是虚张声势，敷衍了事。有时红军游击队还可以到傅的地方暂时隐蔽。有时他还帮助游击队买些粮食和药品。在“左”倾路线统治时，不管青红皂白，对替白军做过事的都要杀，结果使一些保甲长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人就躲起来。谭震林感到这种情况对坚持斗争不利，就亲自到兰田、大洋坝作调查。通过一个甲长，谭震林找到大洋坝的保长，问为什么见到红军要躲。这个保长回答说，现在我们处境很困难，白军出布告说，通共产党要杀，红军看到我们应付白军，又说是叛徒也要杀。我们不愿意当保长，百姓又不肯，村子里总得有个人出来当，这叫我们怎么办呢？谭震林认为要改变保甲长这种困难处境，红军对保甲长的政策应改变，应把消灭保甲制度的政策改为利用保甲长的政策。他很快写信给张鼎丞、邓子恢，建议军政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他们在双髻山开会决定把利用保甲长政策规定下来，并提出“白皮红心”的口号。后来，这种办法对游击队的斗争非常有利。
在敌人重兵对闽西根据地实行“围剿”的情况下，谭震林指挥红军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他经常强调仗打不打，要看对当地群众是否有利，对我军是否有利，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他要求游击队平常住在山中的树林里，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敌人“清剿”较紧时就隐蔽起来，同敌人“捉迷藏”，其它时间就积极开展活动。在活动中可以集中，可以分散，可以声东击西，把消灭敌人和宣传、瓦解、利用敌人巧妙地结合起来。有一次，他派部队去拔掉公路上的一个敌军地堡，打进去后，不缴他们的武器，而是把敌军的头头抓起来，向士兵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要他们不要替统治阶级卖命，同游击队合作，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我们。结果，他们愿意同红军游击队合作，把敌人的堡垒变成为游击队可利用的堡垒。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谭震林被增补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福建和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明确了在闽西南地区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新政策。
1937年三四月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获悉西安事变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为适应新形势，决定派方方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5月，闽南红三团转来了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得知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立即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愿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口号，部署新形势下的工作。会后，以张、邓、谭名义发表了致国民党驻军的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7月，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会在上杭白砂召开。从延安回来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闽西南党坚持游击战的表扬。毛泽东对方方说：“你回去问候张、邓、谭各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又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的部队和干部，保留了苏区2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革命果实，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取消军政委员会，闽西南特委与潮梅特委合并，成立闽粤赣边省委，张鼎丞为省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10月，党中央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到南昌。15日，闽粤赣边省委接到新四军军部指示，令谭震林到南昌接受命令，办理部队整编有关事宜。谭震林立即率警卫人员日夜兼程奔赴南昌，办理有关部队整编集结事宜。根据新四军司令部命令，坚持闽西游击战争的20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张鼎丞为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第二支队全体人员，告别了闽西父老兄弟，浩浩荡荡开赴皖南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