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石鼓书院旧有先贤祠，最初祀韩愈、张栻二夫子。明成化十八年（1482），衡州知府何珣在修复旧祠的同时，乃增祀朱熹，遂创三贤祠。后又进李宽、李士真、黄干三先贤。明万历中（1587－1598），朝廷允礼部尚书曾朝节之请，增祀周敦颐，遂改为七贤祠。七贤即韩愈、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累官至吏部侍郞、京兆尹，卒谥文。永贞元年（805）秋，韩愈由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改调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法曹参军。赴任途中，自郴至衡，与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宾主欢宴，临风把盏，韩愈吟出《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千古杰作，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韩愈这首诗，石鼓书院能否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能不能被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列为“宋兴之初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恐怕很难说。所以，南宋诗人赵汝燧《题合江亭》云：“虽因刺史来寻胜，不遇昌黎岂得名？”
李宽，又名李宽中，字裕卿，生卒不详。据《李氏七修族谱》载，“（宽）本唐处士，元和时（806～820）由巩昌（今甘肃陇西）来衡”。他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无意仕途。宰相裴垍欲荐其入朝，遭拒。为避免朝廷延揽，遂决意远走他乡，步李泌后尘奔南岳而来，正值韩愈途经衡阳、游览石鼓山、吟下千古绝唱《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不久，受韩诗感染和吸引到石鼓山赏游，见江山旖旎，林木葱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千里烟波尽收眼底，顿觉心胸为之一振，再也不忍离去，遂结庐（寻真观）读书其上，创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谓石鼓书院之始建。时任衡州刺史吕温公务之余“常往访之”，与李宽及诸生吟咏唱和。《全唐诗》收录了吕温《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内有“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之句。
李士真，又是一个生卒不详者。据说他是李宽族裔，又说他是李宽七世孙，字希远，号山樵，地地道道衡阳人。宋至道三年（997），他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重建石鼓书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学子读书之所。景祐二年（1035），仁宗根据衡阳郡守刘沆的奏请，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于是石鼓书院显名于天下，“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称四大书院”（光绪《湖南通志》）。此举以石鼓书院正式创建载入史册，李士真亦以乡贤入祀，流芳千古。
周敦颐（1017～1073），理学开山鼻祖，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名人，世称周子。他的舅父叫郑向，衡阳人，家住西湖北岸。周子年幼丧父，北宋天圣三年（1025），8岁的他随母投靠衡阳舅父，在衡州度过了人生成长最重要的12年，期间就读石鼓书院。衡阳人世代相传衡州八景“西湖夜放白莲花”和白莲仙子的传说，即出自周子一段舅甥情深和悟道的故事。周子“爱池之白莲，著《爱莲说》以见志”。后以荫入仕，曾知郴州，擢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移提点刑狱，以疾求知南康军终仕。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南宋婺源（今属江西省）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择之、范伯崇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淳熙十四年（1187），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倡导以义理之学授徒，为石鼓书院历代山长所践履和师承，对中国古代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川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后迁居衡阳。中兴名相张浚之子，以荫补官，累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抚使，后以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卒谥宣，葬衡阳北乡枫林坪（今衡阳县樟木乡），朱熹志其墓（《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从祀孔庙。他幼承家学，既长，从师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乾道中，与朱熹同讲学于石鼓书院，共同切磋中庸之义，相得益彰。其学渐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尝作石鼓书院《武侯祠记》、《风雩亭赋》，并亲书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刻碑嵌于合江亭壁。
黄干（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宋福州闽县（福建福州）人。少师从朱熹，后成为其女婿，并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以荫补官，历知新淦县、汉阳军、安庆府等，多有善政。以大理丞转承议郞终仕。卒谥文肃，赠朝奉郞。尝讲学白鹿洞书院，生徒广众。提督湖南学政时，应石鼓书院山长之请，上奏朝廷，以公帑将茶陵豪僧所霸占的350亩（一说395亩）学田赎回给书院，作为生徒膏火田，为石鼓书院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翁婿两人同时入祀受供，世间可能绝无仅有。黄干能够进入石鼓七贤，不排除他的岳父朱熹与石鼓书院的渊源，再就是因为这种渊源，他手执权柄时置田“以赡生徒”，“有功于石鼓”。
又据《清泉县志·营建志·祠祀》载，明万历年间，衡州府同知沈鈇在石鼓书院七贤祠后立祠，祀寓贤湛若水、邹守益、程天津，乡贤祝咏、刘岳亭、刘稳、王万善，也称七贤祠，后废。
"竹林七贤"指的是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谱>>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酒德颂>>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不管是停下来还是行走，随时都提着酒杯饮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说，自己一点都不在意。别人越要评说，自己反而更加要饮酒，喝醇了就睡，酲过来也是恍恍惚惚的，于无声处，就是一个惊雷打下来，也听不见，面对泰山视而不见，不知天气冷热，也不知世间利欲感情。刘伶的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参考资料：《湖湘文化名人衡阳笔记》 甘建华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