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世纪大选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之后，奚落的声音竟然从四面八方涌出。美国各方面的潜力和运气会不会将优势再保持半个到一个世纪呢？全人类的精英包括美国的精英都反复提出这个问题，都在穷尽所能寻求它的答案。因为很简单，美国的命运，无论它活跃还是沉沦，全球参与还是孤立主义，都影响世界重要国家和次要国家的政策走向。
当然，全人类的俗人也都关心老美，他们想知道美元和本国货币的比价，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的比价，他们应该持有哪种货币，比例是多少，走向如何。怎样保值？怎样投机？他们通常看道琼斯评论指数、标准蒲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穆迪公司分类信用等级、《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杂志，关心自己那点资产怎样增值？怎样运营？
美国车民的油耗关系到中东和挪威的油价，关系到科威特、阿联酋、文莱的国家预算，关系到中国镇海石化联合企业该不该吃进一批原油期货。美国平民在饮料上的偏好，关系到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园、斯里兰卡的茶农和西非国家的可可上任的收入；美国人穿衣的时尚，关系到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中国的纺织厂、巴基斯坦的棉花价格；美国小孩玩的玩具爱好及美国妇女的雨伞，一直吸引着香港、台湾设计人员的眼光；美国的新版电脑软件，引起从冰岛、印度到中国所有电脑迷们的兴趣；托福考试、GRE考试和美国MBA文凭成为亚洲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目标；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对无数知识界人士来说，如数家珍。
我曾接触过一些美国人，商人和知识分子都有，他们只关心别人能否有实力或潜力在某个方面超过美国，从不想美国会变穷、动乱、分裂、崩解。我也曾与日本和德国学者交谈，发现他们极看重美国，他们几乎没有不在美国留过学或者讲过学的。我的许多朋友从80年代初就陆续赴美，在美中之间来来往往，他们从不提美国会怎样“垮下去”，他们从东方文化的视角出发，也从未有人去研究罗马帝国，研究李维、吉本、马基亚维利关于那遥远的消失的西方帝国之梦。有的台湾学者和市民干脆把身家性命拴在美国身上，美国比他老爸还重要，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比他们手中的步枪重要得多。
这就是美国。
弄清美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已经让人雾里看花，真幻相叠；要了解支撑和助托经济的美国政治，有如钻入九曲迷宫，常常连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越战之后，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客的本质就是骗人，渐渐厌倦，疏远政治，每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总低于50%。美国政权运作也越变越复杂，人们就更不想弄清也弄不清美国政治的运行机制了。最后，只好把美国总统大选变一种谁上台会对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或自己国家好的简单公式。(
从历史和现实看，都可以把美国政治称为“民主政治”。
然而这种“民主”根本不是或不全是大多数中国人或亚洲人根据自己文化传统所理解的“民主”。或者是给所有人言论自由；或者是总统直接选举；或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或者是军队受文职人员支配；或者是参众两院制度；或者是利益集团与院外活动集团......如此等等,像美国宪法所标榜、美国政治家和思想精英所鼓吹的那样。
即便不理解，也不妨听听那些民主鼓吹者所说的民主的内容。
根据美国政治理论家舒姆彼得的见解：至少有三个边界模糊的民主派别--它们是侧重意识形态的理想派、侧重结构的古典派、侧重务实的经验主义派。它们关于人道主义、平等思想、个人自由和权利、宗教自由、集会和政治活动自由、言论出版和批评政府的自由、照顾公众利益、少数人权力保障、就问题的决策作出决定的权力、立法机构对抗行政部门的实权、两党制或多党制、自由公正地选举官员等民主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尽相同。
这样就更让我们的对民主政治困惑。
可是我们对美国民主政治所能动员和具备的庞大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力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迫使我们去了解，哪怕皮毛地了解那个制度。
我想我只能尽力而为。
务实派的舒姆彼得激烈地批评了古典民主派和理想民主派。对古典派把公众利益奉为最重要的宗旨，他很不以为然。他嘲弄道：所谓公众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
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无非就是准确地判断谁的利益算是公众利益；在一个社会中，各种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那么，以谁的利益为主？政治斗争就是说服某些集团，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利益并不真正比其他利益更重要。
可以说，政治斗争能当成粗地使用的权力来压服一个集团，使它的利益服从另一集团的利益。
说得真够赤裸裸的。
当然，作为政治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还包含着讨价还价，搞妥协。但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根本就理不清一大堆民主头绪，也捞不到自己的那份利益。
于是，美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达成共识：比较简单而漂亮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主国家这个词，但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解释。
美国的实际情况大致是，它自称的民主国家是为了政治决策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个人通过竞争来争取人民的选票，以此获得权力。这样，人民的作有就不在于直接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从互相竞争、毛遂自荐充当人民领袖的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政府来，一旦这些人被推选出来，这就是作出决策的政府了。但政府的选出和运作，远比公开表明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讨价还价，结盟，互相妥协。号称民主的政策政治也许不是人类最崇高的发明，但是它很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吸引力的游戏之一。
就是这种制度所形成的20世纪的美国，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国家、政府和民众。
今天，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广告宣传无孔不入的中国，人民习惯了不是听说什么，而是看做什么，结果和效果怎么样。
我们可从早期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看出今日美国的身上烙印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18世纪时，北美殖民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美国人的特点和个性，已经不再是美国人了。但远远谈不上今天人们谈论的民族主义。前殖民地各州关系松散，13州除了一个“骗取钱财的乞丐”一般的国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府。换名话说，北美独立后的政治实体根本不是“国”，而是州。国会这个精神涣散的协商议事机构，竟然能战胜意志坚决的美国，令许多人意外，可见美国伟大的力量扎根在民众间。
到1786年，一些精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辈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与列强一样的统一的对外对内的美国，而不是荷兰式的“联合省”。同时，民众从经济不振、硬币匮乏、债务链越拖越长越积越多中感到，松散的《邦联条款》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自己也没实利。当时，人们希望和焦虑交织，骚动和混乱迭起。谢司起义打破久拖不决的现状，国会投票召开制宪会议，地点定在费城。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有国际声望，其余也是当地受尊敬有影响的名流，24人在所有13个州中均深孚众望。一半以上代表出身上等家庭或接近上等家庭。出身下层的仅少数几人，其余的人都有体面的家庭背景。
从经济状况看，有10来个人是豪富，另外10来个也相当富有，其余的在某种程度上都称得上有钱人。只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穷人。富有者大多拥有土地或奴隶，还有10多人拥有城市地产，其他10多个人在西部拥有土地，可以从事投机买卖。20多人拥有农田，不到10人拥有证券，6人拥有船只，3人在制造业中有投资。
有10来个人主要是种植园主或大农场主，另外12人主要从事律师业，还有12个州政府官员依靠薪金为主。有2人是医生，1人是印刷工人富兰克林，虽然有几年他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担任过殖民地驻伦敦的外交官。
代表中几乎有一半受过大学教育。当时高等教育很不普遍，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所有代表在名议上几乎都属于一个教派；好像没有一个人是狂热的宗教徒。他们都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对他们来说，宗教虽占有一定地位，但不占主要地位。
最年轻的一名代表名叫乔纳森·戴顿，当时他仅26岁。他有相当出色的资历：16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即参加大陆军，19岁晋升为上尉，一直随军服役。最年长的代表最富兰克林，81岁。代表的平均年龄为43岁。
55名代表中一半以上在革命时期在军队中服过役，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过革命。更为突出的是曾参与乡村发展的人占很大比例，不仅在宪法制定者中如此，而且在赞成批准宪法的人当中也是如此。正如一份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特点使拥护宪法的领袖后来团结一致，那就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在大陆军中有过共同的经历。”
因此可以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比普通公民具有较优越的社会背景：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比较富有，他们在各自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在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新兴国家中，推选代表参加一次为治理这个国家提出方案的会议，选出这样一些重要公民担任代表中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推举社会名流还有其实际的政治原因。支持召开费城会议并负责指定代表的各州立法机构成员一致认为，指定一些在本地区举足轻重人物为代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他们的工作成果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对于当时合众国13州的350万居民来说，这些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是些名流，而且是由州的立法机构推举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过，由立法机构指定代表这样一个程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1913年以前，美国的会议员一直是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我们应当记住，指定代表的那些立法机构当时是通过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产生的。这里，“民主”是指拥有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而言的。奴隶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一般说来，选举权也仅限于有产者所有。当时在欧洲也是这样，但是在美洲，获得土地要容易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选举权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据估计，马萨诸塞州的白人成年男子中80%享有选举权。新泽西洲显然也超过半数，弗吉尼亚州则稍低于50%。
代表们常说，他们是代表“合众国人民”的，这么说也许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不可能代表忠于英国国王的保守派，也不会有人指望一批革命者会邀请支持他们过去的统治者的人来参与起草政府的新章程(其实很大一部分亲英分子早已逃往英国和加拿大了)。我们一想到法国革命，总认为这场革命比美国革命流血更多，更富于报复性。但在法国革命期间，只有千分之五的人移居国外；而美国革命期间移居外国的人数达千分之二十四。与法国革命还有一点不同：美国政策一经制定，就结合实际朝前发展，而不采用倒退的途径。
这些代表全是与平民和显贵接触广泛的政客。他们在军队和地方支持过革命，他们深刻理解革命和实质和当时的各种思潮。当时13州中有30个稳定的政治派别，除六个派别外，其余派别都有代表各自立场的代表与会。他们受地方父老之托，必须维护本地区民众利益，他们熟悉这些，而且擅长权术、辩论、手腕、诡计、舆论操纵和妥协。他们中既有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油滑的商人；有人高谈阔论人类的理想治理方式、政治哲学、合法权利、民权、国家的结构和形式；也有人实际地保障南方人在奴隶上的投资、西部土地投机者的赚钱自由和航运集团的自由。
他们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中央政府。它由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部分组成。
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辩论，作了无数次妥协和表决。为这套既不像罗马也不像英国的制度的诞生费尽了心血。最后总算为他们那个日后谁也未料到的国家打下了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石。
正是这块基石，看似古怪复杂纠葛不清，语焉不详，却保障一个超级强国一步步脱胎变形成长，击败许多昔日和新兴的对手，最后笑傲天下。
美国的政治传统有两个来源：
罗马的，
和英国的。
罗马帝国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在农业上的长期利益。
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确定了利益分割分配互相制衡的监督的制度，保障本土的工商贸金融体系稳定和持续性地扩张。
如果某种人类发明的制度具有扩张性，它就能扩张成一个帝国。
如果它还兼有包容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很可能就使帝国变成长期的、稳定的和强大的。
寻找扩张的、稳定的、灵活的、包容的制度，并把它栽到最适合的土地和海洋上，费尽了人类的心机。
看到一个帝国，应该想到产生它的制度。
帝国的扩张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阳寿，也取决于制度和生命力、张力和承受力。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运气、地缘和其他因素
哪些个人和团体拥有权力，或者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决策呢？
总统，总统任命的官 ；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他们的各种委员会，议长；最高法院为首的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院、赔索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巡回上诉法院、军事上诉法院、关税法院、征税法院、准司法机构和州司法系统；总统所属机构；白宫、各个委员会---行政、经济、环保、工资物价、国际经济政策、内政、能源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贸易特别代表(中国人最熟悉他们的名字，加卡拉·希尔斯和巴舍夫斯基)；国务院和各部：财政、国防、司法、内政、农业、商务、劳工、卫生教育福利、住房和城市发展、运输、能源部；还有名目繁杂的委员会.......外交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军队---它包括我们熟悉的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以上机构和个人都属于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它们的运行和表演，往往是形式上和表面的。在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选民之间，还有强有力的第二圈人物和集团，他们也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对他们的面目，美国之外的人们感到陌生，而且讳莫如深。
一般地说，他们是利益集团和院外集团。
在第二圈人物中还有两股力量很强大，能对美国政策的走向施加直接影响。其一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其二是政党。有人把它们视为政府一部分，是一种“中间结构”。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概念模糊，许多集团确实雇用一批说客，而且也确实在国会外面对议员乾地疏通活动。但有些也不尽然。院外活动更多地是指许多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战术。只有利益集团大家都没有争议。1989年夏季以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动员了庞大复杂的各种力量攻击和遏制封锁中国，中国用尽气力反击并打坡这种封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人希望弄清在美国究竟谁当家、谁管事？弄来弄去，反而更糊涂了。
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公司、工会组织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与联邦政论打交道的某方面某部门人群。
据估计，美国人发别属于10万个协会、俱乐部和私人组织。
一般讲，欠发达的农业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地理区域的代表性来反映他们的要求。然而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工业国，仅仅依靠地域代表性就不足以反映各不相同的、涉及范围广泛的各种利益了。这千万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最普通往往按商品划分，本集团成员组织起来谋求更强大的经济地位，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必须为我的团体说话立法掏钱，或者说这国家有我一份。它们范围极广，如核桃种植者协会、全国肥料协会、烟草协会、国际冰淇淋制造者协会、全国药品零售商协会、牛奶场主联合会等。
还有一类经济利益集团，它们代表着更大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如美国农业社联和农场主联合会、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
像美国医药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电影演员公会、美国建筑师协会、美国作家盟会等团体，是按职业专业划分的经济利益集团；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由退役老兵组成，它们为退伍军人争取养老金和奖金，影响力很大。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也属于这一类；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组织专门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权利，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则为印第安人争取同样的权利；全国妇女组织积极出面为妇女说话论理；全国步枪协会发起之初仅作为业余射击爱好者联谊会，后来成为有2000万以上成员的反对枪地控制立法禁枪，步枪协会作用甚大。
没有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怀疑大企业和集团公司在社会上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力量。在崇尚金钱的国家，基本的商业生产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骨干部分。500家美国大分司---控制了全国3/4的工业资财，它们的营业额占全国经济一半以上。它们当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几次企图对中国实施301条款进行贸易制裁和取消最惠国待遇，它们因在中国有投资利益便积极斡旋，由于门路熟，劲用到点子上，最后都有惊无险拉倒了事。
工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形式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美国的劳联--产联是美国社会中重要的权力之一，但近年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发展，美国人就业广泛，工会的力量在削弱。
利益集团五花八门，它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多种多样。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怎样为自己的利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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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为何争夺的如此激烈？我看是背后的利益太大，不仅利益大而且利益的积累速度太快。
那么利益到底有多大呢？越战失败之后，里根政府奉行了名不见经传的供应学派理论，释放了美国的金融魔鬼们。美国的制造业在让出了一些阵地后，开始向高技术转移；美国的金融体系渐渐形成银行、有价证券和各种基金的三分天下，使投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和灵活；公司兼并、购并、资产重组和中小企业创业之风一阵高过一阵，越来越多的法人和自然人投入到新时代的经济激流之中。今天我们看美国的民主，好象是政治和制度上的民主，实际上那只是它的表像，它的根基还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民主。
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二十年中，美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非银行界。而银行界的集中和兼并也愈演愈烈。在80年代下半期，美国被兼并的银行即有3000余家。除了兼并活动外，1927年法律限制的大商业银行不能越洲的规定渐渐也被打破。1985年6月，地方性银行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互设代理行、支行分行的协议被高等法院裁定为合法。
如果说美国的成功得之于高新技术和创业精神，那芯片和软件也属于表面上的，真正的尖端活儿都集中在金融上。举个例子：1991年，美国军队和多国部队用了600亿美元，近100万军队，投弹20余万吨，杀伤伊拉克军民20万人，毁掉了成千上万的伊军坦克，把萨达姆·候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然而至今已经10年了，仍无法把萨达姆赶上台。其间不知想了多少招，连旁观的人都不耐烦了。而仅仅一个索罗斯，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下达指令，由几位年轻的操盘手按几下键盘和鼠标，就挤垮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韩国、俄罗斯。至今全球还惊恐不安，金融余震一再发生。
在1999年1月欧元问世前，经济全球化的唯一媒介是美元。表面上，马克和日元也被用于外汇储备和结算，但说到底是美元说了算。对美元的依赖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和地位，这种地位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剥夺其他民族利益的境地。在围绕金融统治权力所进行的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的就是外汇汇率。而美国损人利己的美元利率政策又在不断创造着巨大的利益。外汇市场绝对是按照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拥有美元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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