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30
去年春节前，我没买上回老家的火车票和机票，决定开车回远在两千公里外的故乡，那是皖南一个小城的远郊，藏在一座高山的山脚。说是高山，那只是我儿时的印象，它是我在上大学前爬过的最高的山。当我走遍大江南北，寻访了无数的高山后，再次抬眼望它时，只觉巍峨不再，只剩下满满的回忆。
下了高速出口后，车子就再也动不了，乡道上堵成一条长龙，一眼望不到头。我摇下车窗，只觉一阵寒风扑打在脸上，灌进了衣领。在南方的城市生活了十多年后，我已经对家乡的气候难以适应了。
车窗外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急躁地嘶叫着，车队依然无法挪动半分。司机们都摇下了车窗开始吞云吐雾。每到过年，乡村和城市的交通状况便作了调换，城里的街道空空如也，乡村的道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
路边不断有人放着喜庆的鞭炮，或是迎接新娘子，或是给第一次到家的新车接风洗尘。天空中炸落的炮竹灰，像雪花一样落在我的挡风玻璃上，一阵阵呛鼻的气味传进了车内。在二十年以前，我觉得这是年的气味，而现在我只想到了雾霾两个字。有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父亲打来电话问我到哪儿了，他和母亲等着我吃午饭，我说堵在镇上动不了，让他们不必等我。父亲说：“我该早点给你说一声，你二叔在村口把路堵起来了，不让车子进村来，路就那么宽，前面车子进不来，后面车子也动不了，没想到已经堵到镇上了。”
我惊道：“二叔为啥要堵路？”
“还不是为修路钱的事，去年你没回来不知道，闹得不可开交，今年闹得更大，你把车子停镇上表姐家，然后走回来，现在电动车都过不去。”
我照父亲说的做了，拉着行李箱步行了两公里，终于快走到了村口的分岔路。此时路上所有车辆依然纹丝不动，看来父亲的建议是明智的。我没想到才几年光景，农村的小 汽车 已经泛滥成灾，这些车子大半都是挂着外地车牌，千里迢迢赶回家过年的——我便是其中之一。
国家在飞速发展，曾经的农村也早已不再是贫困的代名词。在我们镇，几乎没有年轻人会留下来种田维生，几乎都去外地念了书，读了大学的，几乎都在城市里扎稳了脚跟。没读大学的，也一样在城里打工、做小生意，活得有声有色，赚的钱也并不比普通城里人少。那些祖辈们留下的稻田，因为年轻人的离去，已经鲜有人再手工耕种了，绝大部分都被租给了承包商。日新月异的村镇已经看不到贫穷的影子，但那贴满花花绿绿磁砖的墙壁，装修得金碧辉煌的房子、无人修剪的灌木和遍地的塑料垃圾，很明确地告诉外人，这里并不是城市的别墅群。
我搓了搓快冻僵的手，摸出一支烟点上，心想再咬咬牙，走完最后一公里路就到家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公里弯弯扭扭的土路，犹如天堑一般。儿时上学骑自行车，不知在上面摔了多少跤。它的宽度刚好能挤下一辆面包车，中间高高凸起着尖锐的石头，两边则布满了深浅不一的水洼。经常有外来的车子深陷其中，发动机干吼着使不上劲，要么底盘被刮得噼里啪啦直响，只有村里的老司机才摸索出了合适的角度，开起车来左一摆右一扭，如庖丁解牛。父亲说去年二叔牵头，找了镇上一个包工头，把这条路拉直加宽了，铺上了水泥，安上了路灯，大家出门方便了，但也惹上一堆纷争。
走近分岔路，我远远看见一堆人围住了路口，一个沙哑而又熟悉的声音嘶吼着：“小杂种！你妈狗鸡ba X的，今天你要么从老子身上压过去，要么就跪下来叫声祖宗……”
我疾步钻进人群，看见二叔与一个男子互相撕扯着衣领，扭打在一起。他花白的头发被血染红了一半，半闭着一只乌青的眼睛，藏蓝色的外套被撕破，露出白色的棉花。我扔下行李箱，正想拉架，只见二叔忽然抡起右脚朝男子的裆下踹去，男子一撅屁股，顺势向下一拉二叔的衣领，他便掼了一跤，趴在了地上。男子反剪着他的双手坐在他的背上：“老不死的，我是你祖宗！”
我与众人一起拉开了他们，左右劝说打圆场，二叔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喘了起来。我见他脸上的皱纹里卡进了砂子，忙从兜里掏出湿纸巾帮他擦了一下，他浑浊的眼眶里，血丝像要涨破眼球。
“广智回来了？”二叔喘着粗气，接过我手中的纸巾，试了试眼睛。
“二叔，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和人打架！”
一旁的男子叫嚣道：“老不死的，你当真以为老子不敢从你身上压过去？你找死怪不得我！死了有保险公司赔，老子车子有一百万保险，够赔你一条命！”
“小杂种你压啊！”二叔甩了纸巾，倏地站起来，挡在车子前，毫不示弱。
男子气急败坏，拽开车门就坐了上去，众人赶紧把他拉了出来，七嘴八舌地劝开。男子不解气，朝二叔脸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溅在我额头上。
我上前一步，点了点他胸口道，沉着脸道：“兄弟，有话好好讲，别欺负老人家。”
“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打开我的手，直直用下巴指着我。
“广智，你别管，今天他就是交了钱，我也不让他过！我孤家寡人一个，怕他个屁！”二叔把我推向了身后。
众人劝道：“小伙子，你把车子挪一下，他不让你过，你不能故意挡着路啊，堵了几个小时了。”
“老不死的你是没钱买棺材吗？这路是你家的？管你修不修，路都在这摆着，你不修之前，车就不开了？”
我听出了点缘故，看了一眼鼻青脸肿的二叔，冷声道：“哥们你多大？你把老人家打成这个样子还有理了？我不跟你屁话，让警察来解决！”说着我便掏出手机打110，还未接通，手机被他一把打掉在了地上。二叔见状，推开我又与他扭打在一起。我捡起手机，见旁边有块石头，一时气血上涌，趁大家还未反应过来，抓起石头一把敲在他脑门上……
在镇上的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我赔了三千块医药费，对方也赔了二叔三千块，算是扯平。父母亲急匆匆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母亲在我手臂上摸了又摸，见毫发无损，连叫了三声“阿弥陀佛”后捶了我一下：“你脑子进屎啦！”
父亲赔着笑给民警发了一圈烟后，又给二叔点上一根，沉着脸道：“我说你越老越糊涂！要不到钱就算了，打什么架！你有几条命啊？”
二叔赌气道：“打死了正好，赔了钱付路上欠款!”
民警们都是熟人，劝道：“我说张二爷，你回去后不能再拦路收钱了。再次强调一声，路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才能收费。你拦路收费是违法的，没人举报，我们也就不追究你了，要是被举报了是要拘留的，我们也得公事公办。”
二叔理据力争：“地也是国家的，你盖个房子租出去还不是要收钱！”
民警道：“好歹你还是共产党员，这点法律都不懂？房子和路能一样吗？路是共公设施，你就是用金子铺上，也不能收钱。”
二叔道：“那你们来解决这事，路是大家一起集资修的，现在还有十万的缺口，修之前有的人说家里没有买车，一分钱不出，现在又买了车了，难道不找他要？有的人虽然还没买车，但亲戚朋友串门开车来又怎么说？”
民警道：“这事我们没法解决，你回去跟村子里人好好商量，我们也无权帮你去收钱。”
走出派出所，天已大黑，交警已经疏通了车道。我去表姐家取来车子，带着父母亲和二叔匆匆回家。二叔一个劲地跟我道歉，要把那三千块钱还给我，父亲忙拦住：“娃儿在开车，别捣乱。”
快到岔路时，我看见路灯把进村的最后那一公里，照成了一条明亮的带子，许多小孩子在路上放着鞭炮。这是我小时候不敢想的事，路边的坟地里，总是流传着各种吓人的鬼故事，一到晚上，还会有闪着幽白色光的灵火，像是一群老鬼小鬼在坟头打着灯笼。我的爷爷骑自行车在这条路上摔断过腿，我的父亲也在这条路上摔断过腿，我摔断过胳膊……也许是因为我们家的人，骨头都不够硬。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路邪乎得很。如今，它变得焕然一新，跟城里的道路没啥区别，小孩子们再也不怕晚上出来玩了，也再也看不见十几个人推着拖拉机过泥坑了。
“国家不是有村村通工程吗？怎么二叔自己修了起来？”我问道。
“国家只负责修到村中心，到咱们这末尾一截不管的。”二叔道。
“花了多少钱啊？”
“唉！”二叔叹气道，“连路灯总共花了317542块。”
“这半年电费都花了三千多了，你二叔自己交的。”父亲插嘴道，“我说你还把路灯开着干啥？免费给人家用啊？钱花得还不冤啊？”
“定时开的，我又摁不来那玩意！”
父亲道：“回头让广智看看，那个电子表（定时开关）怎么用。”
二叔道：“不急不急，过完元宵等大家都走了再说。好歹收到了二十万，不能让人家花了钱，过年回来一看，灯还是黑的。爽快人毕竟还是多数嘛！”
我想了想道：“二叔，欠的钱我给你垫上吧，你收齐了，再还给我。”
“这哪能行！收不着的话，我就死在人家里头，他们年也别想过了！”
快到二叔家门口时，我看见许多人已经围住了大门。二叔下车后，摸摸兜里，发现没有了烟。我见状忙从后备箱里拿了一条“中华”给他。二叔小声说“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我摇摇头。他把烟塞进棉袄里说“回头买一条还你”，我笑道“不用了，本来就是给你带的”。
回到家后，母亲让我别掺和这事，按户头每家应该出三千五，她已经给了二叔双倍的钱。加上我今天赔的三千，已经一万块，算是仁至义尽了。
母亲道：“你三哥（二叔儿子）都不敢带孩子回来，他都不管他老子的事，要你做什么出头鸟？”
我还是不由为二叔捏了一把汗。他只是我们这个小村子的生产队队长，没有任何工资，只是个名号而已。他一个人在家种了十几亩田地，忙活一年，卖卖稻子、红薯、油菜籽，顶多能挣一万块钱。要是这十万块钱真收不回来，他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上十年。田地里的活儿每天忙不完，他哪有时间天天守在村口收钱？
“钱就这么难收？又不算多。有钱买车，没钱修路啊？”我问父亲。
“难收也就算了，刚才门口那一堆是反跟他要钱的。”
“为什么？”我惊诧道。
“路拓宽了，以前只能走一辆车，现在能错开车了，把人家的地占了。”
母亲插嘴道：“胜海那个老头子前年死了，他老婆子说路修得太高，比她老头子坟的石碑高出一截，说老头子死不安心，天天托梦给她，天天被人在头上踩。她家三个儿子，今年都买了车，一毛不拔就算了。反要你二叔买挂五万响的鞭炮去坟上炸炸，再烧个纸屋，给他家老头子换个住处。”
我惊得合不下嘴，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这样迷信？可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二叔定是寡不敌众的。毕竟他们家立石碑在前，二叔修路在后。这时有人闯进我家，进门就质问我父亲：“你家老二的事到底怎么说？”
我毕恭毕敬地递上烟，笑道：“敬德叔，您怎么来了！”
“噢，广智回来了呀！”他一屁股坐在了茶几上，通红的脸上闪着油光，一身酒气混合着打嗝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正好，广智，你是读书人，你给评评理。”
“您说，到底怎么了，我给评评。”我咧嘴笑道。
母亲忙泡了一杯茶，递给他道：“他小孩子懂什么，明天就找人给你钻掉，本来今天下午要找人的，二叔不是打架被带到派出所嘛，要人担保，才把你的事耽误了。”
我听了半天，终于听明白了，原来路修到他家门口时，修宽了！水泥浇到了他家的墙角下，导致车辆都喜欢在他家门口会车、错车。他很不高兴，让二叔把修宽的那一块敲掉。二叔因为欠着包工头的钱，不好意思去找人家，便托我父亲办这事。
“就这么个小事嘛，敬德叔，来，再抽根烟，明天我们还要去山里上腊坟，可能没时间。”我拿出手机笑道，“扫一个，这钱我出了，还麻烦您自己找一两个人，一千够不够？”
刚送走这位，又来一位。
原因是路灯立到他家门口了，照得他家门前太亮，小孩子们喜欢在他家门口闹腾，要求二叔把那一盏灯灭了。但是整条路上的灯是一根电线，一个开关控制，这就需要将那个灯泡取下来。二叔因为还欠着装路灯的工程款，又只得托我父亲办这事。那个路灯是“7”字型，普通的梯子靠上灯杆够不着灯，要么就得去城里租专业吊车，要么就只能找安装路灯的师傅来解决。
母亲抱怨道：“儿子开了三天车，到现在还没顾上吃一口热饭，瞧你家的人，揽的什么破事！”
父亲笑道：“他是共产党员嘛，他不牵头的话，谁还能牵头？儿子回来陪你过年，开车不也方便了嘛！老二是在给我们家积德呢！”
二叔毕竟是父亲一母同胞的哥哥，他不忍心看着二叔这个年没法过。晚上，父亲趁着母亲上楼给我铺床，悄悄跟我借八万块钱，说村里有六户已经答应，等外地的孩子们回来就付这修路款，所以还有八万的缺口。我转完账后，父亲悄悄拿上银行卡，又把我车上的几条烟全部带去了二叔家，让我不要告诉母亲。父亲手里能用的钱应该是够借给二叔的，可能是怕母亲发觉后埋怨他，所以就找我借吧。
父亲以前常跟我说起他和二叔小时候的故事。那时家里特别穷，大伯念完小学后便在家务农。二叔和父亲念书都不错，但家里只供得起一个，二叔便主动放弃了，让我父亲念了初中和高中。有了文化后，父亲便在镇上的粮站当了会计，算是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再种田了。父亲说他念高中那会儿，二叔每周都会赤脚走二十多公里的路，给他送腌菜，而父亲总是在食堂里买四个馒头给他带回去。大冬天的，他都赤着脚跑来学校，生怕把鞋子走坏了。二叔的老寒腿（关节炎），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
父亲对二叔一直充满愧疚。
二叔还掉了修路的欠款后，我三哥终于敢把儿媳妇和孩子带回老家过年，二叔买了鞭炮炸了十几分钟，把我未满周岁的小侄子吓得哇哇大哭。我看见二叔笑了，久违的笑容终于在他的脸上洋溢起来，他把孙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揉了又揉。
后来村里在外做生意的人陆续都回来了，二叔将修路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很多人也通情达理，表示愿意出双倍的钱，填补自家兄弟的空缺。有个叔辈在外赚了大钱，直接送来了两万，平时心直口快的二叔，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后来听我母亲说，二叔经常去这位叔叔的祖坟上拔杂草。
二叔很快就还给了我五万块钱，又额外给了我五千，说是那天打架我赔的钱和几条香烟的钱。我不收，他急了，说亲叔侄，也要明算账！他还说要找个人刻个石碑，把每个人出的钱刻在上面，立在村头，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没出钱的人也刻上，数字写个0。既然愿意奉献的人要被记住，那不愿意奉献的人，也得让大家知道，他占了谁的便宜。
二叔说：“这又何必呢，搞得人家脸上无光，多刻几个字出来不费工夫啊？说不定哪天夜里，石碑就被人砸了。”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虽然是个大白话，却包含了为人处世的哲理，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就让他籍籍无名地淹没在时代里吧，没有必要记下他们的名字。
大年三十的烟花炸了一个通宵，伴随着响彻云霄的锣鼓声，这个古老的乡村又迎来了新的一年。时代在变，人也在老去和新生，唯一不变的是，出生在这里的男人全部姓张，大家三百年前的祖宗，是一个人。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有的人蝇蝇狗苟地活着，等待着别人渡他，有的人坦坦荡荡地生着，渡着别人。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我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城里人”，对故乡的记忆，在渐年减淡。父母答应过些年就来城里生活，到那时，我便更难再回故乡了。但我深深地知道，身上流淌着的祖辈的血液，是源自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