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5-23
1938年5月间，日寇攻下徐州后，以三个师团近六万人的兵力，分路从豫皖苏鲁一带向西推进，开封告急、郑州告急、河南危急！
彼时南京失陷，国府迁至武汉，全国已难承受再丢重要城市的代价，国民党高层虽然在豫东一带投入重兵抵抗，但仍阻挡不了日军攻势，于是在1938年6月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泛滥之黄河洪水，阻止日寇铁蹄西犯。八十多年来，花园口事件到底功过如何，世人评价不一。然而揆诸史料，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令人颇为寒心的事实。此事从头至尾都是在蒋介石命令下进行的，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却一直在回避事实、不肯承认。
1938年5月，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二万余人在豫东北强渡黄河，进至商丘民权一线，在内黄集炸毁陇海铁路，使郑州、徐州两大战略要点之间的联系被阻断。
国民党军集结了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发起了兰封战役，此役中日军力对比达到12：1，国军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日军虽少，但胜在机械化程度高，装备精良，火力强大。蒋介石为求胜利，亲自飞抵郑州指挥作战，还把他的得力干将胡宗南、薛岳调到豫东参加会战。两军交战，各自拿出看家本事一顿拼死搏杀，均付出惨重之伤亡，国军一度夺取兰封县城，形势看似已向有利方向转化。
然而战至5月23日，国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毛病又犯了，据守兰封的国军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未经上级允许，擅自率兵撤走，致使日寇兵不血刃重入兰封城。5月28日，第八军军长黄杰又上演同样的戏码，率军撤出商丘。两城失守，豫东门户大开，开封城无遮无拦地呈现在日寇面前。
日军随即以十六四师团入宁陵、攻杞县，另一个师团从豫北直逼黄河北岸。河南战局急剧恶化。此前国军制定的东西包抄合围日军计划破灭，二十五万人被二万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成为抗战史上一大耻辱。蒋介石自承：（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大笑柄。
6月6日，日寇攻占开封，7日，进占中牟，距郑州已是咫尺之遥。
至此，国军已无力再作抵抗，扒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机械化兵团前进，迅速成为国民党高层的一致意见。
事实上，以水代兵之议，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不断有人提出。
据现有史料，1935年，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就向蒋介石建议过，黄河为华北最后的屏障，日军南下之时，可以扒开黄河以增加防御力。法肯豪森是个外国人，纯粹地从军事上作此建议，没有什么政治和道德顾虑，虽然看起来有道理，但蒋介石未作理会。
1938年4月，国民党重量级人物陈果夫，亦向蒋介石作过分析，说郑州西北、武陟县之沁河口，地势南高北低，若是决开河堤必当引发北岸大洪水。日寇行动惨无人道，极有可能抢先决河淹我豫北。与其这样，不如预作决河之准备，先下手为强，俾使洪水阻挡北方日军。自陈氏提出此议后，国民党高层根据战局的不断变化，陆续提出决河阻敌的想法。蒋介石到此终于采纳。
决河行动在日寇进占开封之前已经进行，6月1日，国军驻郑州的20军奉命决堤，连试了三次，最后在郑州花园口成功。
此时河南虽未进入雨季，黄河水量也不是十分大，但堤口一旦溃决，后续源源不断的河水涌出，立即以沛然莫之能御的威势，漫卷豫东、皖北，造成一大片汪洋泽国。日寇诸部队被淹死、困住少量兵力，但终于无法跨越泛滥的河水，暂停对郑州一线的攻击。
河决之后，豫东、皖北、苏北相继遭受巨大灾难，黄泛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逃离家园。据国府当局统计，被洪水祸及县市，豫皖苏三省合计44个。被淹耕地844259公顷，占三省总耕地数量的24%。死亡人口89万多，逃亡人口391万多。受灾最重的河南扶沟县，房屋损失95%，牲畜损失90%，人口由灾前的31.5万降至6.7万。
如此惨重的损失，不管军事上达成什么目的，不管当局政府有多么忍辱负重，这都是不可原谅的、无法接受的！
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敢公开决河的前因后果，生怕招致举国指责，于是想方设法掩盖真相，欺瞒世人。
决河之初，薛岳便命令在决口现场的二十军新八师，将决口现场的小龙王庙、大树及部分民房，用炸药炸毁，作出一副刚刚经过激战的样子。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按薛岳的说法，发出一封电报，说日军派大批飞机来轰炸我军，致黄河大堤受损决口。
6月11日，国府中央社发出通讯，说日军不顾国际法公约，悍然炸毁河南黄河大堤，致使中国人民深陷洪水灾难。
6月13日，国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亲自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再次申明，日军在河南炸开黄河。国际国内对此深信不疑，纷纷声讨日军暴行。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煞有介事地第一时间向外界宣扬：日寇西犯开封、郑州，在中牟血战。因我军阵地坚固日寇无法突破，故在中牟炸开黄河大堤，以图淹毁我阵地。
国内外记者得知这一人间惨祸，纷纷提出要求到花园口实地采访。这一下国军慌了神，但又不敢拒绝，于是迅速组织新八师造假。造什么假呢？
一是日军轰炸前后经过的详细书面材料（以备记者提问），何时来炸，几架飞机，何种炸弹，都要与中央社的通稿对上；
二是伪造一个轰炸的现场，又要与书面材料对起来。
三是组织抢堵缺口。为此，新八师摇身一变，由炸堤的执行者，变为抢堵决口的功臣。
这些问题，国军根本无法解答，要么一顿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装听不懂不予回答。
尽管国民党当局多方掩盖事实真相，但仍然有许多消息泄漏出来。
1938年6月8日，花园口大堤还未完全决口，《申报》香港版便有消息灵通人士，从国民党高层想方设法打听到内幕消息，在其当日第二版报道，华军（指国民党军）前线报告，业已证实黄河在开封决口。接下来，9日、10日又已越来越详细的信息，报道国民党军在开封、郑州一线炸堤决河之事。
此后，民间说法、外国报道，以及日本方面的舆论反击，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事实的真相。蒋介石虽已明知决堤的真相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严令各级不得公开认同各方说法，仍坚持日军轰炸毁堤的说法。
由于国军决堤当事人一直守口如瓶，外界传言始终也没找到直接证据，故而都是语焉不详。再加上抗战正酣，国际国内的注意力很快被激烈的武汉会战吸引，也就无人再揪着这件事争论。
后来蒋家王朝败退宝岛，在其官修正史中，仍然未承认花园口事件是国军所为。
但是奸不瞒天，国军之中究竟还有一些有良心的人，冒着杀头的危险，记下了当年决堤的事实。例如当年的二十军参谋长魏汝霖。此人是花园口决堤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决堤的次年，1939年3月，大概是出于良心上的不安，在日记中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地作了记录。
败退宝岛后，岛内也不断有学者和专家指出当年决堤的疑点，魏汝霖始终保持沉默，不敢说一个字。到了1972年，他突然看到一本由当年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撰写的《蒋总统传》，其中居然惊人地提及当年花园口决堤，并称这件事是国军所为。
这本书经过国民党当局的认可，系出于官方口径，已经对当年的事不怎么避讳了，蒋介石虽然在世，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算作是默认了。
魏汝霖这才放了心，于是把自己当年的日记，公开发表在《中原文献》第三期，算作是向世人交待了当年的真实情况。
尽管花园口事件已经过去34年，但这档劲爆的当事人记录，还是引起极大反响。稍后，另一位决河的亲历者、原新八师的参谋熊先煜也披露了当年记下的日记。这两份日记，至今仍被视作花园口决堤最为有力的当事证据，基本反映了一线全貌。魏汝霖的日记原件，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 历史 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