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的辩证法”的雏形
作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合著的一部力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构建，而是一些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但它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渗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总称。书的一开头，他们便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启蒙精神是要摧毁神话，“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就是说，启蒙过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在后来，“理性变成了对目的性的盲目”，“思想完全变成了机制”，“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真理都会成为偶像被盲目崇拜”，从而走向它反面——一种新的神话。这样，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于是，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锢理性的神话枷锁解放理性的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实际却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爱，但现实却走向统治和压迫；它旨在反对专制、极权，但自己实则却成了极权主义；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终却偶像化了；它本想进步，但实际上则导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启蒙辩证法也就意味着启蒙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
《启蒙辩证法》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这里，“批判已经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他们揭露的不仅是启蒙精神、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否定性，还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与否定，并深刻揭露出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都具有趋向对立面的倾向”。当然，竭力鼓吹悲观主义，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书中用悲观主义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和展望，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明批判之先河，并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其雏形的基本形成。
2．“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成熟与终结
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阿多尔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它显著地改变了“崩溃的逻辑”（Logik des Zerfalls/logic of collapse）的理论力场，使“崩溃的逻辑”本身被主题化。随着《启蒙辩证法》的完结，这样原先处于潜伏之中的“崩溃的逻辑”就走到前台，并最终在完全变化了的理论力场中转型成为“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全面颠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
阿多尔诺哲学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战栗的。他要否定的正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远古时代得以确立的基础，即“一”。这个“一”就是万物（像）背后的本质，可谓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之发轫。然后才有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一”和它的分有等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第一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为绝对本质的“一”）。说到底，这个“一”当是全部唯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逻辑基奠。而同一性无非是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性思维，它要求客体的绝对同一和服从。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真理，即主体与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为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为存在”。因此，不仅黑格尔辩证法，包括当代从尼采（Friedrick Nietzsche）、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一直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萨特，都不过是以新的手腕做同一个虚假的预设，至多是原来的绝对观念现在被称作“权力意志”、“意向性”、“第一哲学”或“存在”。实质都是突出主体性、贬抑客体以便更有效地支配客体的人类主体性圈套，但这种圈套最终又套住了人本身。所以，阿多尔诺强调“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
然而，阿多尔诺批判本体论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强调辩证法的非本体论化，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受商品交换原则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阿多尔诺指出，由于在商品交换原则中，不同的商品具有同一的质（这里的质是指把商品的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得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的，并最终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和总体的。因此，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同一。在这里，人们之间以及人和物之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居于同样的地位。个人生活逐渐社会化，个人被消融在社会总体之中。这样，个人就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社会总体，个性就时常受其强制性结构的压抑。所以，个人的真正需要与现存文明结构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且无法克服的矛盾，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集体或社会与个人本质上是一致的，相反它们是对立的。因此，为了防止铁板一块的社会总体及其强制性结构对个人及其个性的同化与压制，就应该在各方面竭力捍卫特殊的、不受时间限制的个人的及其个性化自由，从而尊重和恢复特殊的非同一性事物应有的权利与地位。
如果我们以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来看待阿多尔诺对传统哲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那么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观念这两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构件已经大致成熟了。但我们若搁置这种成见，就会发现本质上它们是阿多尔诺在一个总体稳定的力场中，对“启蒙辩证法”的既有理论空间进行拓展的结果，是“崩溃的逻辑”的另外两个过渡性形态。当“崩溃的逻辑”的理论探索趋于完成，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也就走向成熟了。这是因为“随着他与海德格尔论战的直接化，他所身处其中的理论力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他原本要求促进哲学的现实化、取消哲学、瓦解哲学，但现在，对于在‘修正了的辩证法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哲学，他感到了一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点在他1962年题为‘哲学何为？’（Why Philosophy?）的广播演讲稿和1963年为《黑格尔：三篇研究》（Hegel: Three Studies）撰写的序言中有着明确的表达。”这里，“批判的否定的哲学”就自然是后来的《否定的辩证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否定的辩证法”趋于成熟之时，也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瓦解之日。由于“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否定，但它并没有指出通向未来的出路，反而导致了绝对否定和悲观绝望。所以，当1968年左派大学生以“单向度社会”中的“文化拒绝”战略起来领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可阿多尔诺不得不站在法庭上批评自己的学生运动领袖时，面对那些自以为在反对一切“同一性”强制的革命女学生赤裸的胸膛，阿多尔诺自然会意识得到“否定的辩证法”之辩证法对他的深深反讽，郁郁而逝，看来是必然的结局。这也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指的，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在批判现代性方面走得太远，最终也就瓦解了自身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