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5-21
明朝选拨官员的手段是科举，想进朝廷，你就得要考进士。
要当进士，你得先是贡生；要考贡生，你得先是举人。
现在问题来了，乡试不能无限制选拨人才。
因此，在宣德之后的乡试，大都规定了各省的举人名额，每省每科只能选拨那么多个举人。
名额最多的省有这么三个：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然后是浙江和福建。
LZ如果把“江浙一带”等同于南直隶+浙江+江西，那么“江浙一带”的举人就是北直隶（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河北）的两倍以上。
剩下的不用再解释了吧。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5-21
扁鹊 河北邢台内丘人士 在那里建有扁鹊庙旅游区 每年三月一十月一是庙会
第3个回答 2010-05-21
明朝名将——孙承宗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朝名将。
孙承宗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4个回答 2010-05-21
曹鼐 直隶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人，字万钟，号恒山。生于明建文四年（1402），卒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状元，初授修撰，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位至首辅。曹鼐为曹利用的后裔。
曹鼐少年豪爽，有大志。聪颖好学，博览群书，能诗善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 癸丑科高中状元，时年31岁。曹鼐大魁天下后，入翰林，授修撰。英宗即位后，充经筵讲官，撰成《宣宗实录》后，进侍讲，锡三品章服。正统六年(1441) 由宰相杨荣、杨士奇推荐，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曹鼐为人“内刚外和，通达政体”，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杨荣死后，杨士奇常病不能视事，阁务多由曹鼐处理。”英宗因其贤德，进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但英宗昏庸，奸阉王振擅权， “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己爱憎”，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压制百官，其聚敛之金银达60多库，从此朝政日非，边防也随之空虚。正统十四年 (1449)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以明朝削减马价、拒绝求婚为借口，举兵入侵山西大同，王振竭力主张英宗“御驾亲征”，同时擅自调集大军。曹鼐和兵部尚书邝、兵部侍部于谦认为朝廷毫无准备，不能仓促亲征，但英宗不听劝谏，在王振的挟持下亲征。曹鼐等只好护拥英宗随从，带领50万大军向大同进发。时值北方雨季，道路泥泞，粮运不继，“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遂使军队失去战斗力。曹鼐等大臣一再劝阻，请英宗回兵，均遭王振拒绝。结果兵抵大同，遭到也先突袭，明军大败。八月，在退回北京途经土木堡(今怀柔县东南)时，被敌军包围。在混战中，曹鼐殉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一年后，英宗被放回。英宗复位后，感念曹鼐忠直，为国捐躯，追赠太傅。曹鼐在阁任相十年，“明敏爽朗，临事果断，能言善辩。王振专权，人莫敢忤，杨士奇死后，唯鼐尚能随事调护，所言多见从。”可见，曹鼐为相刚正不阿，敢于同权倾朝野的宠监抗衡，“土木之变”，以身殉国，不愧为状元宰相。
刘吉（？—？），河北省博野县大程委村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成化十一年（1475）成为内阁成员，这人品行和万安差不多，但还有一点要强于万安——脸皮更厚。
明代弹劾成风，言官也喜欢管闲事，刘吉这种人自然成为了言官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可这位仁兄心理承受力好，言官说了什么权当没有听见，所以江湖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刘棉花”。何意？棉花者，不怕弹也！
这位官至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的仁兄，他尸位素餐，精于营私，因此屡遭谏官弹劾。但他靠逢迎皇帝、勾结宦官，排挤打击弹劾他的人，得以在内阁任职18年。其时曹御史及欧阳旦等一批人，不断弹劾他，但刘吉的官却越做越大，人们奈他不得，这说明了明朝的吏治已经糟透了。当时由于明宪宗经常不理朝政，所以内阁中另一位叫刘翊的老兄，基本上也是每天混日子。至于下面的六部尚书，每日也是坐在衙门里喝茶聊天，啥事也不干，所以当时人们说内阁三成员（万安、刘吉、刘翊）是“纸糊三阁老”，说六部尚书是 “泥塑六尚书”。
河北省《博野县志》第472页载：“明刘太师刘吉墓，在今程委镇张家庄村西”。
相关史料
《明史 列传第五十六》
刘吉，字佑之，博野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经筵官。《寰宇通志》成，进修撰。天顺四年侍讲读于东宫，以忧归。
宪宗即位。召纂《英宗实录》。至京，上疏乞终制。不允，进侍读。《实录》成，迁侍读学士，直经筵。累迁礼部左侍郎。
成化十一年与刘珝同受命，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寻进礼部尚书。孝宗出合，加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十八年遭父丧，诏起复。吉三疏恳辞，而阴属贵戚万喜为之地，得不允。《文华大训》成，加太子太保，进武英殿大学士。
久之，进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寻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孝宗即位，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力诋万安、尹直及吉皆小人，当斥。吉深衔之。安、直皆去，吉独留，委寄愈专。虑言者攻不已，乃建议超迁科道官，处以不次之位。诏起废滞，给事中贺钦、御史强珍辈十人已次第拟擢，吉复上疏荐之。部曹预荐者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笼络言路，而言者犹未息。庶子张升，御史曹璘、欧阳旦，南京给事中方向，御史陈嵩等相继劾吉。吉愤甚，中升逐之。数兴大狱，智、向囚系远贬，洪亦谪官。复与中官蒋琮比，逐南御史姜绾等，台署为空。中外侧目，言者亦少衰。
初，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时，帝失德，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至是见孝宗仁明，同列徐溥、刘健皆正人，而吉于阁臣居首，两人有论建，吉亦暑名，复时时为正论，窃美名以自盖。
弘治二年二月旱，帝令儒臣撰文祷雨。吉等言： “迩者奸徒袭李孜省、邓常恩故术，见月宿在毕，天将阴雨，遂奏请祈祷，觊一验以希进用。幸门一开，争言祈祷，要宠召祸，实基于此。祝文不敢奉诏。”帝意悟，遂已之。五月以灾异请帝修德防微，慎终如始。八月又以灾异陈七事。代王献海青，吉等言登极诏书已却四方贡献，乞勿受。明年三月偕同列上言：“陛下圣质清羸，与先帝不同。凡宴乐游观，一切嗜好之事，宜悉减省。左右近臣有请如先帝故事者，当以太祖（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明成祖朱棣）典故斥退之。祖宗令节宴游皆有时，陛下法祖宗可也。”土鲁番使者贡狮子还，帝令内阁草敕，遣中官送之。吉等言不宜优宠太过，使番戎轻中国。事遂寝。
既又言：“狮子诸兽，日饲二羊，岁当用七百二十，又守视校尉日五十人，皆繁费。宜绝诸兽食，听自毙。”帝不能用。十二月，星变，又言：“迩者妖星出天津，历杵臼，迫营室，其占为兵，为饥，为水旱。今两畿、河南、山西、陕西旱蝗；四川、湖广岁不登。倘明年复然，恐盗贼窃发，祸乱将作。愿陛下节用度，罢宴游，屏谗言，斥异教，留怀经史，讲求治道。沙河修桥，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缮垣墙，俱非急务，宜悉停止。”帝嘉纳之。帝惑近习言，颇崇祈祷事，发经牌令阁臣作赞，又令拟神将封号。吉等极言邪说当斥。
吉自帝初即位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及《宪宗实录》成。又进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吉柄政久，权势烜赫。帝初倾心听信，后眷颇衰。而吉终无去志。五年，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诰券。吉言必尽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悦，遣中官至其家，讽令致仕，始上章引退。良赐敕，驰驿如故事。
吉多智数，善附会，自缘饰，锐于营私，时为言路所攻。居内阁十八年，人目之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吉疑其言出下第举子，因请举人三试不第者，不得复会试。时适当会试期，举子已群集都下，礼部为请。诏姑许入试，后如令。已而吉罢，令亦不行。吉归，逾年卒。赠太师，谥文穆。
李时 （？―一五三八）字宗易，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弘治十五年（一五o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康。善书，嘉靖初，钱俊民所撰明资福寺碑，为其所书。《日下旧闻》、《列卿记》。
李春芳（？——？）明，井陉良都人，号西屏。由岁贡起家，任祁县知县，后升任保德州知州。该州素有蒙古上层统治集团的骚扰，州治不宁。春芳到任后，以整修城防为重点，凡是敌座弩台、矢石、火具，无不认真修整，并亲自教练守城方法，教授御敌策略，条理分明，法度严肃。次年，敌寇来到城下，见城防严整，巡逻密布，不战而逃。后又奉命在地势险要处，修筑河堤造三堡，进一步加强了防守设施，使敌不敢再行骚扰，屡建边功。当时太原所管辖的石州被敌攻破，因抚按的推荐，春芳被授予太原同知，管理石州事务。敌退后，他召集流亡百姓，重建城池，加强守备，抚恤民众，发展生产，复成州治，改名“永宁”，使敌不敢再犯，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全州百姓感谢春芳的公德，为他建立了生祠，皇上嘉奖了他是功劳，升他为宁武道兵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