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11-25
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是说杜甫兼有各家之所长。宋人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论韩愈》)他是从杜甫的兼备各种风格的。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说，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屈原与杜甫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两人在诗中表现的忧国忧时却同样至诚。在杜甫的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可以感受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面对史实而不回护，正视历史。这些当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它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这些品质的渊源所自。
就诗歌传统自身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显然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显然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他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到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
即使只从语言或意象上说，也可找出杜甫与前辈诗人的各种联系。例如，他的《杜鹃》、《石龛》诗，显然受到汉乐府相和歌辞相和曲《江南》的影响。《晚登瀼上堂》“江流静犹涌”，来自阴铿“大江静犹浪”(《和傅郎岁暮还湘州》)。《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来自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浪中生”(《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艳曲》“江清歌扇底，影旷舞衣长”，来自庾信“绿珠歌扇底，飞燕舞衫长”(《和赵王看妓》)。《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昔如水上鸥，今如罝中兔”，来自鲍照“昔如鞲上鹰，今如槛中猿”(《代东武吟》)。《前出塞九首》其六“驱马天雨雪”，来自鲍照“北风驱雁天雨霜” (《代白纻曲二首》其一)。《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来自沈佺期“两地江山万馀里，几时重谒圣明君”(《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来自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漫成二首》其一“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来自沈佺期“只为看花鸟，时时误失筹”(《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意象的启发引起联想，产生类似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前人诗歌成就的熟悉与有意的吸取。他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他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集大成者。
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的层面，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他在诗史上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
杜甫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式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在《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中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有《集杜诗》二百首，《序》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这种影响直至现代也历久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