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20-10-17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2期 作者：袁振国 刘世清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础教育一骑红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大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我国基础教育的高效公平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发展定位上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基础教育整体发展；在发展动力上以改革促发展，激发办学活力；在发展内涵上以全面发展方针为指南，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发展方式上从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在发展手段上以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为抓手，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在发展路向上请进来走出去，不断走向世界中心。
关键词：改革开放；基础教育；历史经验；教育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人民筚路蓝缕，团结奋斗，中国基础教育从世界人口大国的末位走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前列，义务教育的保留率走到高收入国家前列，创造了14亿人口大国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奇迹[1]，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世界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发展定位：把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基础教育整体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百废待兴，人才严重匮乏，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是当时中国的迫切要求。可是“房子、票子、师资”都十分缺乏，在此情况下，教育发展从什么地方着力?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把义务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并长期坚持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要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1986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诞生，“实施义务教育”优先成为国家意志与法定任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把“两基”的实现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从此长期坚持，成为国家的战略部署。
我国普及义务教育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2]第一步：逐步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确立了发达、中等发展和落后“三类地区”逐步推进义务教育的政策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双基”任务，1994年具体化为“双八五”，即到20世纪末，在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5%。第二步：两基攻坚。2004年国家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2007年），并于2007年底如期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提高到2007年的98%。第三步：免费普及。国家宣布“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学生上学不花钱成为现实。
世界早发国家从提出实施到基本实现义务教育，都在10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国从提出到完成只用了20多年时间，正是因为坚持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才保证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稳步发展，使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从1990年的0.502提高到2017年的0.752，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人口的学历结构和内在素质。[3]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继续强调“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8月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时再次强调“始终坚持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投入的重中之重，落实政府责任”。这无疑将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成果，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二）适时推进高中与学前教育普及
在人财物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义务教育的战略，一旦能腾出手，立即不失时机地向两端延伸，大力推进高中和学前教育的普及。我国高中教育发展的思路，一是分类发展，二是特色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结构严重失衡，高中阶段普职比为15.4∶1[4]。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一方面实施重点高中政策，着力为高校输送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要求。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普职大体相当理念指引下，以示范性高中政策为重点，高中教育发展迅速。到2016年，高中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87.5%。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高中教育入学率达到90%的目标。在高中教育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为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规划纲要》及时提出了“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要求。同年国家启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试点项目。高中教育从重点校分层发展走上了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推动普通高中的育人方式变革。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经费严重紧缺，在义务教育经费都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学前教育几乎无力顾及，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责任弱化，公办园大幅度减少，到2010年时我国学前入园率只有52%，农村更只有36%，与此同时“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5]。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规划纲要》提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战略目标，明确了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提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明确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的基本方向，连续实施了三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2014—2016年、2017—2020年）。在学前教育“国十条”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多措并举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着力破解公办园少、民办园贵的问题，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学前教育经费大幅增加，学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园率不断提升，2017年达到79.6%，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
二、发展动力：以改革促发展，激发办学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基础教育始终坚持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不断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不断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管理重心下移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基层缺乏办学积极性、学校缺乏办学活力的现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宗明义：“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由此确立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主线和方向，拉开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降低管理重心为核心，调动各级政府和学校办学的积极性，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地方政府办基础教育的责任，促进了基础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结合。自此以后，权力下放，各司其职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条主线。2010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不断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放权提升了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了在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课程、教学改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生的选择性和个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增强和发展。
（二）转变教育管理方式
进入21世纪后，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攻坚期，深层次的利益与矛盾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在此背景下，我国以《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为引领，明确了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增强教育活力，为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总目标后，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推进教育治理变革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规划纲要》强调，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与治理方式的转变，加快了“管办评分离”与“放管服结合”的现代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责任、权利、义务的统一。
（三）积极发展民办教育
“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推进多元办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国家单一办学体制逐步发展为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办学体制。在此期间，发展民办教育是办学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支持保障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国家发布《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在基础教育阶段出现了公办民助、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新的办学形式。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各类民办教育在校生达5120.47万人；其中，民办小学6107所，在校生814.17万人；民办普通中学（含初中、高中）8279所，在校生883.94万人。民办教育的发展扩大了基础教育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