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本文节选几个事例：
一、处理湖西肃托事件，解救梁兴初及其他被囚禁人员。
湖西（微山湖以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并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罗荣桓得悉后，率一支警卫部队和保卫部的全体干部火速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住进一个小村子里，
在村子里，罗荣桓看到街道上到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都搞垮了，大批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的安排，罗荣桓找王凤鸣谈话。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眉头，从眼镜后面狠狠地盯着他。他原做过罗荣桓的警卫员，敬了个军礼便赶紧低下头。他手里拿着一沓事先赶出来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汇报漏洞百出。
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为什么把梁兴初（四大队大队长）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一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是连珠炮，王凤鸣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 历史 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据梁兴初回忆：
梁兴初
那时，我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王风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我们大队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地区（简称湖西地区）。王风鸣还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一九三九年夏秋之交，湖西地区搞起了“肃拖”。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一供十，十供百，一时间，大有“洪洞县里没好人”之势。一个多月，地方上就杀了好几百人。尔后又从地方扩大到军队中来。
十月中旬，王风鸣设计，突然把我抓起来了，说有人供出我勾结徐州日本人，还发过电报。这时，王风鸣杀人杀红了眼，根本不找我说明情况，也不听我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
与此同时，他把四大队所有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也抓了起来，搞的湖西地区非常紧张，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多星期就跑了五六百人。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告诉我，王风鸣很快要对我下毒手了，情况非常严重。
我一再请求王风鸣给上级写报告，请上级派人来调查，都遭到了拒绝。那真是“老牛掉到水井里”，有什么劲也使不上了，只能白白等死。于是我横下一条心，等处决时，一定向群众揭露王风鸣他们的错误。
可是紧张了几天之后，没见动静，空气稍有缓和。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机会，悄悄地告诉我：罗政委来了。
我听了之后，顿时百感交集，不由得想到了一九三0年我刚编入十二师三十六团的情况：那里正在肃AB 团，经常抓人、杀人，部队非常紧张。罗政委不相信有那么多AB团，不顾别人反对，指示我们十二师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想到当时说的“罗政委刀下留情”，我就感到有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这个打铁汉出身的人，离开家，离开苏区，作战中七次负伤，都没掉过眼泪，这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前思后想，一夜未入眠。
第二天一早，特派员把我带到罗政委住处。一见到罗政委，我心情激动，泪如泉涌，放声大哭，身子不由自主地就要给罗政委跪下。
罗政委的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讲嘛！”我也想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怎么也控制不住，一直抽泣了十来分钟，才平静下来。
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你怎么被抓起来的？说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我讲情况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说明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风鸣控制，我怎么能发报呢！
罗政委了解了各种情况后，肯定的说：“我清楚了，你没问题，回去好好休息，还准备带兵打仗。”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却象一团火，温暖着我的心，临走时，本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怎奈心情激动，嗓子发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关于这段史实，由徐贵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历史 的天空》有所表现，剧中姜大牙（原小说为梁大牙，应该是梁兴初原型，张丰毅扮演）被万古碑（于和伟扮演）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遭到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所谓“托派”罪名，最后被司令员杨庭辉（李雪健扮演）解救出来。这段剧情是以湖西“肃托”事件为原型编写的。
电视剧《 历史 的天空》剧照
很少发火的罗荣桓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王凤鸣理屈词穷，垂下头来。接着，罗荣桓解救了梁兴初和其他被囚禁人员。
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686团当团长。
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文件辗转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到师部，向他宣布开除其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
罗荣桓打算随后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罗荣桓立即以陈、罗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二天（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罗荣桓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他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尊重干部革命的自觉性，但是，碰到王凤鸣这种坏人，就不免要产生失误了。有了过失，他就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的品德，给大家以深刻的印象
右起第一人为罗荣桓
二、做干部工作耐心细致，体贴入微。
据梁兴初回忆：
罗 荣桓同志性格内向，看表面很严厉，但一经接触，就会感到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做干部工作耐心细致，体贴入微。
一九四三年精兵简政，取消旅的建制，充实主力团。当时我是旅长，远听说精简下来到延安去学习，很高兴。后来又决定精简下来的旅级干部到主力团当团长、政委，不少同志产生了思想问题。
罗政委知道后，就找这些同志个别谈话。罗政委找我谈话时，他的肾病很重，身体虚弱，时而坐坐，时而站站。
从分析当前形式开始，说明日寇已走下坡路。为适应新形式，必须精兵简政，进而说明精兵简政是暂时的，部队发展是长期的，还说叫我去当团长，不是有什么问题，而是精兵简政需要，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措施，要我把眼光放远些。
一席话，使我思想豁朗，心胸开阔，高高兴兴地去当团长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反攻前夕，为了适应新形式的需要，罗政委调兵遣将，对山东部队进行了整编，一下拉起了八个师，我任第一师师长。然后，随罗政委去东北，投入新的战场 。
三、处理问题，一贯持实事求是态度。
据陈沂回忆：
陈沂，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
一九四三年，中央派一位同志到山东传达延安整风的经验，特别是传达学习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但他并没有准确地传达那时延安整风的真正经验，却向我们着重传达什么“民主检查”、审查干部的经验。
所谓“民主检查”，就是要每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对主要领导干部提意见。号召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提出“怕影响群众发言，主要领导干部要回避”。说是“一个人发言是一个侧面，集中起来就是全面”。
这种“民主检查”在山东分局、军区的几个单位如《大众日报》社、军区卫生部、战工会(即省政府)直属机关、胶东区党委机关试点后，大家就感到不妥当：山东是敌后战场，敌情一天几变；如果发扬民主不是为了增强团结，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提高部队战斗力，而是使大家顶牛对立，离心离德，斗志涣散，一旦有敌情怎么应付？
在民主检查中，有些群众确实提出了一些好意见，如揭发批判了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等。
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如我所领导的《大众日报》社的职工，要求每人除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长袍，并且要挟领导非发不可。我向这些同志解释，并传达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指出财政上有困难，一时办不到。我引用战工会（省政府）的规定，指出这是与政府规定的制度不符的。
但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同志竟扬言：“共产国际都可解散，战工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同志甚至威吓我说：“非发长袍不可，不发，小心你的机器。”
这场风波虽说经过说服平息下去，但却使我们深深懂得如何发扬民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向罗荣桓同志作了汇报，同时他也接到了其他单位的相似报告。他经过再三考虑，与中央分局的几个同志作了研究，决定请示中央，建议山东停止已经开始的“民主检查”，也暂不实行尚未开始的所谓“审干运动”。
他指出，对于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认真研究，有错误就检讨，检讨了就改正，并向群众作出交代；对群众的不合理的意见，要做恳切的说服工作。不能迁就无政府主义，尤其不允许对干部动不动就让他们靠边站(回避)，就打倒。
关于审干，他强调指出，即使对待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也要用正当的审干政策和锄奸政策，由组织部门或保卫部门按法定手续审查，而不能轻易地当敌人对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和各地的实践经验，迅速决定停止延安的那种审干办法，并对已经发生的错误做了彻底认真的纠正。
这样，就避免了自称理论权威的政治骗子康生发动的所谓“抢救运动”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使得各地的广大忠贞的干部、党员，免却了一场浩劫。
115师政委罗荣桓(右)代师长陈光(中)参谋长陈士榘(左）
四、 “ 毛泽东同志不是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吗？这是一条很好的原则，我们应当照办。 ”
据陈沂回忆：
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过去山东战工会的一个同志。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民主检查”运动中，大搞无政府主义，用一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材料攻击当时战工会的个别负责同志，企图由此否定党的集体领导。
罗荣桓同志耐心地向他指出：“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正像太阳也还有黑点一样，不能把这黑点看成乌云。”这位同志非但不听劝告，居然顶撞说： “那黑点，那乌云，就罩在我的头上。”在场的同志见他这样蛮不讲理，都很气愤。
可罗荣桓同志却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对他讲：“同志，你的车已经开到危险的边缘，再向前一步，就要开进泥塘了。”
尽管同志们主张处分他，罗荣桓同志仍然和蔼地向大家讲明：他这些年对敌斗争坚决，与大家同生共死，做了不少工作，大家要原谅他。
我问罗荣桓同志“何以对他这样宽大”？他回答我说：“你们不是刚刚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学习和时局》吗？毛泽东同志不是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吗？这是一条很好的原则，我们应当照办。”
我第二个要讲的，是山东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
有一次他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军所包围，曾考虑突围还是谈判。考虑结果还是决定冲出去。而且胜利地冲出去了。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小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考虑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方法。可有人硬是揪住不放，并在山东分局的会议上说这位同志政治动摇，争论不休。
罗荣桓同志得知后向大家讲：“不要怕人家说动摇，以为动摇这两个字了不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尤其在孤军作战的时候，考虑用这种办法或那种办法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是可以允许的。当一个指挥员决心未下，未成为政治行动、战争行动之前，即使被人看成动摇，也没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尔后的决心和行动。”
他的这话既为被指控的这位同志卸了包袱，也说服了那些拔高上纲的同志。
五、“ 一个人专讲方式方法，忘却原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一点方式方法不讲，也不是好共产党人。”
据陈沂回忆：
罗荣桓同志对部下的这种严师慈母般的胸怀，我是多次心领身受最难忘怀的。他常常批评我说：“陈沂，你一根肠子通屁股，弯都不转一点；你佩服的人就好办，不佩服的人就不好办。”他告诫我：“一个人专讲方式方法，忘却原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不过，一点方式方法不讲，也不是好共产党人。”
我记得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区党委机关受敌军奔袭，受了不小损失，我们在报上发了一篇社论，题为《从麻痹中清醒过来》。
罗荣桓同志见到报纸后专门派骑兵把我从一百二十里外接去。他一方面勉励我，肯定了这篇社论指明了问题，提请大家警惕，是好的。另一方面则指出，题目不好，行文中也有责怪之词。
他说：“你主办的报是分局机关报，是代表分局说话的，是上级。上级对待下级要宽厚，出了事情作上级的要多担责任，不能无情地责备下级。即使是批评下级，也要分寸恰当，并且要充分讲明道理，使人心悦诚服。”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不由得暗暗点头。
经此以后，我经常以罗荣桓同志的这亲切教导来警戒自己，务求设身处地地为下级着想，体贴他们，尊重他们，防止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我长期固然还没有作好这点，罗荣桓同志的这种身教言传，却是我无一日不在力求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