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家郭沫若赞誉“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是否客观？
当我们审视《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评价，发现它并非单一赞誉，而是展现了全面而复杂的视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武则天握刑赏大权，政令自决，明察善断，以至于当时英贤也竞相效力。”的确，这是对她的一面肯定，但司马光并未止于此，他同样揭示了武则天的阴暗面，如专制滥权和任用酷吏，如“贾后乱政”的例子，这些都与“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形成鲜明对比。
武则天时期，尽管确实启用了一些贤臣，如狄仁杰和姚崇，但其滥杀能臣的记录也触目惊心。她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官员冗滥，科举制度也因用人过滥而失衡，这与贞观和开元盛世的清明治理截然不同。
史书如《新唐书》和《旧唐书》对武则天的评价是审慎且辩证的，《新唐书》认为她的权力源自对皇权的滥用，而《旧唐书》则指出她虽有过错，但能知错能改，善听忠言。这些记载表明，武则天的统治并非全然正面，也不足以与贞观和开元相提并论。
郭沫若的赞誉，如果脱离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似乎忽视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她的形象并非单一的圣君，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视作客观评价，而是应当深入探讨她的功过，以及她在历史长河中的定位。
综上所述，对于“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评价，历史学家的考量应当基于全面的历史记录和深入的历史分析，而不仅仅是表面的赞誉或批评。郭沫若的赞誉是否客观，需结合更多历史事实和分析来权衡。武则天的统治，既是开创性的，也是充满挑战和矛盾的，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