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2
当然有了，
1834：聋子的拳击
回顾近代史，要从1793年说起。
这一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来发生的故事众所周知：清朝将英国使团视为藩属国的贡使，让马嘎尔尼行三跪九叩礼，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来折中，马嘎尔尼单膝下跪，双方不欢而散。
据说此次使团的差旅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报销，此行的目的自然也是要在中国打开市场。没想到一场“礼仪冲突”使得通商的可能化为乌有，为50年后的战火埋下伏笔。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将这一事件称为“两个世界的撞击”，学者至今还争论不休。
1793年的事件并非没有挽回的机会。1834年，英国派出具有公使性质的商业主务监督，临行前英国及外务部向这个监督约法三章，其中一条是对中国官厅持和平态度，不用恐吓之语，军舰不得驶入虎门。
这一次依然重蹈覆辙，英国外务大臣让监督抵达广州之后，直接函告两广总督。但具有清朝特色的规章制度早有规定，中国大臣不许与外人私通信函。
于是，双方话不投机，一方坚持让对方打开信函，另一方则不肯开阅，后来英舰驶入虎门。一场疾病暂时终止了这场冲突，英国商业主务监督因病医治无效于澳门去世。但是如李剑农所言，一包炸药已经埋在地下，安上引火线就要爆发。聋子之间的对话再次宣告失败，只能靠拳击解决问题了。
1854：天国的崩溃
正值风华正茂，曾国藩就立了三次遗嘱：咸丰四年在靖港、次年在湖口、咸丰十年在祁门。
谭伯牛总结过曾国藩自杀的心路历程：第一次，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先写遗嘱，然后立即自杀，未遂；第三次，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候太平军的到来，非常从容。事不过三，曾国藩的遗嘱是否别有用心，我们无从得知。但第一次自杀最为坚决，应无疑义。1854年湘军首次作战，曾国藩的心理素质还不像后来那样剽悍。看到湘军溃逃，他仗剑呼号：“过旗者斩”，湘军纷纷绕旗而逃，曾国藩看到养兵千日、竟不能用于一时，投水自尽，被人救起。
太平天国此前一年定都南京，风头正健；湘军刚刚出师，尚不成气候。如果曾国藩成功自杀，湘军能否反败为胜，还是一个疑问。根据它最初的表现，更有可能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据说李鸿章喜欢睡懒觉，是在曾国藩的监督下才改掉这个恶习。没有曾国藩这个伯乐，他帐下的千里马也就无人能识。清朝一度“名臣能吏，半出其门”，没有了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没有了曾国藩幕僚，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实在难以想象。
1873：官场现形记
1871年，一艘船被风刮到台湾，船上的琉球人与台湾土著发生冲突，大半死亡。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来中国换约，就此事质问总理衙门，得到回答是：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
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态，非但没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给日本留下借口。次年，日本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登陆台湾并建立都督府。清政府这时才大梦初醒，一面与日本交涉，一面派沈葆桢挥师台湾。最后清朝赔偿10万两抚恤费和40万两修道建房费，日军撤走。
虽然台湾得到保全，琉球的归属却发生动摇。1879年，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改为冲绳县。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整整50年后始得回归。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一时流传“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的说法，中堂者，李鸿章也。无论最初总理衙门的官僚作风，还是后来针对中堂的清流者言，都是一出活灵活现的官场现形记。
1919：教授嫖娼案
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也在座。他们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
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
十六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作攻击某人的武器。
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3月26日的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1937：学术情报战
日军分兵多路挺进南京，不仅沿铁路向西推进，还分乘百余汽轮直渡太湖挺进广德，这一路线出其不意，让国军猝不及防。
为何日军能够如此剑走偏锋，却又招招致命？破解这一秘密的不是军事专家，而是学者钱穆。
他在昆明的时候，有西南联大学生奔赴前线，临别求见，钱穆告知，随身携带顾祖禹《读史方禹纪要》，可以知道历史上军事相争之要害。钱穆一度还打算开设军事地理课，后来因为跳槽，此课不了了之。
钱穆在抗战前读日本汉学家泷川龟太郎（又名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这本书对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却不厌其详地引用顾祖禹著作，所以钱穆推断肯定有日本人对这本书特别重视，他进而推断“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
钱穆的这个推断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从日军路线来看，他们确实对中国的军事地理相当熟悉。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武力之战，也是经济战、学术战，由此可见一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