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5-02
强调历史意识和历史原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最醒目的主导倾向之一。这一倾向既与中华民族之注重历史的伟大传统有着渊源关系，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出发的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从“左联”时期至文革结束，历史主义或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成了历史方法的代名词。尽管新时期的文论界强调文学的自律性，仍然坚持历史方法，但是，除了要求将文学置于大历史视角下审视之外，似乎对历史方法本身的涵义没有作更深一步的探讨，以致历史方法仅停留在理论的“唯名”层面，难以落实到具体批评中。因此，对历史方法的涵义作些研讨还是很有必要的。其实，历史方法和历史主义或社会学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的历史意识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或社会学的。 文学批评作为实践理性活动，既是一种知识的综合运作，又饱含着人文精神和价值信念的睿智与洞见。讨论这个问题，我选择巴赫金，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论家的两则批评作为范例，效果可能会具体些。 当然，我关注的是他的批评活动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