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意思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一颗泥丸。
金沙江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峭壁悬崖，热气腾腾。大渡河险桥横架，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
更加令人喜悦的是踏上千里积雪的岷山，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个个笑逐颜开。
2、原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3、作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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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政府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这首七律是作于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下旬，10月定稿。
二、赏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
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
“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七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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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7-30
七律·长征》是一首七言律诗，选自《毛泽东诗词集》，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结束。回顾长征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
作品名称
七律·长征
创作年代
1935年10月
作品出处
毛泽东诗词集
文学体裁
七言律诗
作者
毛泽东
快速
导航
注释译文
创作背景
作品鉴赏
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七律⑴·长征⑵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⑶，万水千山只等闲⑷。
五岭⑸逶迤⑹腾细浪⑺，乌蒙⑻磅礴走泥丸⑼。
金沙⑽水拍云崖暖⑾，大渡桥⑿横铁索⒀寒⒁。
更喜岷山⒂千里雪，三军⒃过后尽开颜⒄。[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七律：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分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⑵长征：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⑶难：艰难险阻。
⑷等闲：不怕困难，不可阻止。
⑸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⑹逶迤：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连绵不断的样子。
⑺细浪：作者自释：“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⑻乌蒙：山名。乌蒙山，在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的交界处，北临金沙江，山势陡峭。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
⑼泥丸：小泥球，整句意思说险峻的乌蒙山在红军战士的脚下，就像是一个小泥球一样。
⑽金沙：金沙江，指长江上游自青海省玉树县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云南等地也有支流。1935年5月，红军曾强渡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渡口。
⑾云崖暖：是指浪花拍打悬崖峭壁，溅起阵阵雾水，在红军的眼中像是冒出的蒸汽一样。（云崖：高耸入云的山崖。暖：被一些学者指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的欢快心情，也有学者说意思为直译后的温暖。）
⑿大渡桥：指四川省西部泸定县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⒀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⒁寒：影射敌人的冷酷与形势的严峻。
⒂岷（mín）山：中国西部大山。位于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
⒃三军：作者自注：“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
⒄尽开颜：红军的长征到达目的地了，他们取得了胜利，所以个个都笑逐颜开。[2]
白话译文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一颗泥丸。
金沙江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峭壁悬崖，热气腾腾。大渡河险桥横架，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
更加令人喜悦的是踏上千里积雪的岷山，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个个笑逐颜开。[2]
创作背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政府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这首七律是作于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2]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下旬，10月定稿。[3]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长征诗意图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联是写山，却将其戏称为“泥丸”这也是写红军万里远征，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是毛主席常用的豪气拟物的手法。前两句是全诗的总纲，由三、四句开始是分述，也是对前两句的具体描写。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所以它不再是单纯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五岭山脉弯弯曲曲，高高矮矮，绵延千里，逶迤”、“磅礴”极言山之高大绵亘，在红军看来，也不过是腾跃着的细小的波浪。高大的乌蒙山脉也不过是往后滚动的小泥球。这是多么新颖的比喻！把起伏绵延的五岭山脉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为翻腾着的细小的波浪，把那样高大的乌蒙山脉比作在脚下滚动的小泥球。想象奇特，夸张已极。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联是写水，也是写红军对水的征服。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国军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金沙江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 [5] [6]
名家点评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庆振轩和阎军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中谈到《七律·长征》时说：“李白《战城南》：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是因为长征万里，历尽艰险，过了岷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7]
作者简介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9] [10]
作品名称
七律·长征
创作年代
1935年10月
作品出处
毛泽东诗词集
文学体裁
七言律诗
作者
毛泽东
快速
导航
注释译文
创作背景
作品鉴赏
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七律⑴·长征⑵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⑶，万水千山只等闲⑷。
五岭⑸逶迤⑹腾细浪⑺，乌蒙⑻磅礴走泥丸⑼。
金沙⑽水拍云崖暖⑾，大渡桥⑿横铁索⒀寒⒁。
更喜岷山⒂千里雪，三军⒃过后尽开颜⒄。[1]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⑴七律：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分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⑵长征：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⑶难：艰难险阻。
⑷等闲：不怕困难，不可阻止。
⑸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⑹逶迤：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连绵不断的样子。
⑺细浪：作者自释：“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⑻乌蒙：山名。乌蒙山，在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的交界处，北临金沙江，山势陡峭。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
⑼泥丸：小泥球，整句意思说险峻的乌蒙山在红军战士的脚下，就像是一个小泥球一样。
⑽金沙：金沙江，指长江上游自青海省玉树县至四川省宜宾市的一段，云南等地也有支流。1935年5月，红军曾强渡云南省禄劝县皎平渡渡口。
⑾云崖暖：是指浪花拍打悬崖峭壁，溅起阵阵雾水，在红军的眼中像是冒出的蒸汽一样。（云崖：高耸入云的山崖。暖：被一些学者指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的欢快心情，也有学者说意思为直译后的温暖。）
⑿大渡桥：指四川省西部泸定县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⒀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⒁寒：影射敌人的冷酷与形势的严峻。
⒂岷（mín）山：中国西部大山。位于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
⒃三军：作者自注：“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
⒄尽开颜：红军的长征到达目的地了，他们取得了胜利，所以个个都笑逐颜开。[2]
白话译文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而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一颗泥丸。
金沙江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峭壁悬崖，热气腾腾。大渡河险桥横架，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
更加令人喜悦的是踏上千里积雪的岷山，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个个笑逐颜开。[2]
创作背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政府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这首七律是作于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2]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下旬，10月定稿。[3]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长征诗意图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一联是写山，却将其戏称为“泥丸”这也是写红军万里远征，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是毛主席常用的豪气拟物的手法。前两句是全诗的总纲，由三、四句开始是分述，也是对前两句的具体描写。五岭、乌蒙本是客观的存在物，但当它进入诗人的视野，也就成了审美的对象。所以它不再是单纯的山，而是被感情化了的对象。五岭山脉弯弯曲曲，高高矮矮，绵延千里，逶迤”、“磅礴”极言山之高大绵亘，在红军看来，也不过是腾跃着的细小的波浪。高大的乌蒙山脉也不过是往后滚动的小泥球。这是多么新颖的比喻！把起伏绵延的五岭山脉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为翻腾着的细小的波浪，把那样高大的乌蒙山脉比作在脚下滚动的小泥球。想象奇特，夸张已极。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一联是写水，也是写红军对水的征服。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国军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金沙江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4] [5] [6]
名家点评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庆振轩和阎军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中谈到《七律·长征》时说：“李白《战城南》：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是因为长征万里，历尽艰险，过了岷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7]
作者简介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9] [10]
第2个回答 2013-01-05
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地名
《长征》是首传诵之作，我们在学校课本里便念过它。它把五十六字来概述长征这五千年历史里仅有的壮举。虽说长征实际是逃亡，可是，我们不必眼皮子太浅，看事物的时候，时时把势利、功利遮在眼前，像近视眼摘不掉眼镜似的。我们也无妨放纵一下自己，拿审美的眼光——那等于一副望远镜，因为审美总包含着距离——来照一照本来伧俗无光华的世事。所以这虽是一场逃亡，我们只要不是瞎子，也看得到它逃得那样悲壮卓绝，富于精神之美。我听说有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先在黑板上画两条曲线，一条大家落目即辨，那是咱们中国的国境线；另一条大家便傻眼儿了。那位学者讲，这便是长征的路线；他以为长征这件事里，最能显出中国的气格。我只庆幸自己不在当场，我也闹不清长征的路线，怕会愧死。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耳朵里，国人讲话不过放屁，没人听的；洋人放屁超过讲话，大家赶着去闻。我虽然讲不出那位学者尊姓大名，可是提到他是洋人，大家总该对我的话洗耳恭听了。毛自己便极能把审美之眼来看待实际之物，他一边逃，一边还忍不住拿诗境来摄照事境；那样艰苦的情形下，他竟觉得岷山在笑——我们当然不能做聋子，也该听到毛自己躲在岷山后边的窃笑。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毛讲话尤其一言九鼎，我们做了许多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更无妨再做一次，学点儿他的审美上的派头。
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艺术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好像走夜路的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我记得现代一个人——他是画家或是书家，也能做旧诗的，可惜名字忘掉了——他自述旧诗的写作经验，讲他做律诗时先把中间两联做好，再补上首尾两联；这个例子表明作者轻视首尾两联，从它看得到写作传统带来的过于极端的影响，同时也揭露出这个传统可能蕴含的短处；事物总是在极端情形下才显出它真正的底蕴。而这个传统的形成有律诗格律上天然的根由，它中间两联太难做了，逼得大家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两联上；它中间两联一旦做得好，效果便太突出了，勾引得大家只想在那里卖劲儿。这个传统也会影响阅读心理，使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首尾两联稍弱的情况不敏感，大半视为正常。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毛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
地名
《长征》是首传诵之作，我们在学校课本里便念过它。它把五十六字来概述长征这五千年历史里仅有的壮举。虽说长征实际是逃亡，可是，我们不必眼皮子太浅，看事物的时候，时时把势利、功利遮在眼前，像近视眼摘不掉眼镜似的。我们也无妨放纵一下自己，拿审美的眼光——那等于一副望远镜，因为审美总包含着距离——来照一照本来伧俗无光华的世事。所以这虽是一场逃亡，我们只要不是瞎子，也看得到它逃得那样悲壮卓绝，富于精神之美。我听说有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先在黑板上画两条曲线，一条大家落目即辨，那是咱们中国的国境线；另一条大家便傻眼儿了。那位学者讲，这便是长征的路线；他以为长征这件事里，最能显出中国的气格。我只庆幸自己不在当场，我也闹不清长征的路线，怕会愧死。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耳朵里，国人讲话不过放屁，没人听的；洋人放屁超过讲话，大家赶着去闻。我虽然讲不出那位学者尊姓大名，可是提到他是洋人，大家总该对我的话洗耳恭听了。毛自己便极能把审美之眼来看待实际之物，他一边逃，一边还忍不住拿诗境来摄照事境；那样艰苦的情形下，他竟觉得岷山在笑——我们当然不能做聋子，也该听到毛自己躲在岷山后边的窃笑。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毛讲话尤其一言九鼎，我们做了许多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更无妨再做一次，学点儿他的审美上的派头。
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艺术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好像走夜路的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我记得现代一个人——他是画家或是书家，也能做旧诗的，可惜名字忘掉了——他自述旧诗的写作经验，讲他做律诗时先把中间两联做好，再补上首尾两联；这个例子表明作者轻视首尾两联，从它看得到写作传统带来的过于极端的影响，同时也揭露出这个传统可能蕴含的短处；事物总是在极端情形下才显出它真正的底蕴。而这个传统的形成有律诗格律上天然的根由，它中间两联太难做了，逼得大家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两联上；它中间两联一旦做得好，效果便太突出了，勾引得大家只想在那里卖劲儿。这个传统也会影响阅读心理，使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首尾两联稍弱的情况不敏感，大半视为正常。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毛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
第3个回答 2018-09-22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
【译诗】
红军岂畏惧远征的艰辛，
千山万水化区区小事不足道来。
五座大山蜿蜒荡起细小的波浪，
高峻的乌蒙山也如脚下流动的泥丸，
金沙江的水波拍打着温暖的悬崖，
大渡河上横跨了寒冷的铁索桥。
最是欢喜岷山的千里白雪，
三军将士过了此处都笑逐颜开。
【赏析】
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如今“长征”这个词语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频使用的一个词语（含有丰富的引伸意义），它是毛主席毕身提倡的一个主题——继续革命的主题。那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不停步，要前进，前进，更前进。即便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草创时期，就曾提出出自“长征”的一个口号：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青年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它的意义是重大的。犹如诗人毛泽东在夺取江山后也说过类似的话，万里长征只迈开了第一步，同志们任重而道远。打了江山还要建设江山，这些都真正形同长征。而且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长征也比喻一个人应一生奋斗，自强不息，冲锋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再推而广之于全人类，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不正好就是各自的一场长征吗？由此可以想见这个词语的幅射面，及博大丰富的意义了。在我们中国更是如此，不仅有“新长征的突击手”，还有任何新的领导人出来都要提出新时期及新时期的任务，而新时期就意味着新长征，新长征就是指新奋斗。
我在此仅举一真实的例子，说明“长征”在我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魅力。那是1988年初春，我同重庆的一个好朋友李光来往密切，据他说，他的父亲是杨尚昆过世的夫人李伯钊的哥哥。因此杨尚昆来重庆时（当时他任国家主席），李光作为亲威拜见了长辈。当他对我谈起此事时，他说（形象是坚定傲气的）：“他们（指杨尚昆及老一辈革命家）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们（指他自己）都正在经历新长征，靠自己在新时期闯出一条路来。”的确李光当时正轰轰烈烈地开办公司，同时也是一个抒情的吉它手和艺术歌曲的热爱者，他对美有一种感受和向往，当他想把这种感受与向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禁脱口说出了“我是新长征的突击手”。
让我们再慢一点进入《七律·长征》这首诗具体的美境吧，让我们重温一遍诗人自己对长征之美的解释：“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引自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这首诗首联是全诗的统领，一开场就道出红军不怕艰难，视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为小事一桩。在此不仅写了红军不惧自然界的困难，也明显地暗示了围追堵截的敌军更不值一提，对于红军来说，他们只是等闲之辈，不堪一击。
接着颔联、颈联四句从首联所营造的浩大的外在与内在的空间中脱颖而至，进入具象的细部勾勒，诗人从容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万水千山”。诗人开始习惯自然地运用他精湛的典型毛氏诗艺的剑法，优美而具神奇效果的地理名称以及动词。连继出现“五岭”、“乌蒙”、“金沙”、“大渡桥”这一连串的地理名词递进（毛诗特点，前面论及，此不赘述）不仅是交待了故事的递进，也交待了心理感受所引起的层层情绪递进。艺术造型上也显得极为工整，从山再到水。是什么山呢？“逶迤”、“磅礴”之崇山高岭，但在诗人的眼里却如小小细浪以及小小的泥丸，不足挂齿也，其实质是艺术地再现了红军不屑于万般艰难险阻，视之为小事。这个再现的艺术过程中通过行云流水般的对比及夸张来达成的，得来并不费功夫，全仗经年历月的生活观察及艺术修养。那么又是什么水呢？金沙江水拍打温暖的悬崖，意境美妙绝伦，风景本身就如诗如画，作者在此没有正面描写巧渡金沙江的战斗，因当时情况亦是紧急的。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干部团在后有强大敌军的追击下在云南禄功绞车渡，仅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偷渡过了金沙江，全歼对岸守敌，甩掉了追兵，突破了重围。对于这次如此惊险的胜利，诗人运用象征主义的通感艺术手法把严酷的战斗隐了下去，却把寒冷的江水写得温暖如春，它正怀以从容不迫的欣喜之气缓缓拍打着夹江的悬崖，诗人得以在江畔流露出胜利的宛若春水般的欢悦。紧接着是冰冷的铁索桥横跨在大渡河上。红军抢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最英勇、最不可思议的激战，虽不是大规模的人海战，却是显现单独个人的天才精兵之战，铁血亡命之战，旋风般的理想之战，真正堪称红军之鹰飞过了泸定桥。那时，红军刚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刘伯承《回顾长征》）。随即而至的强渡大渡河谈何容易。连太平天国时的一代名将石达开也身败于大渡河，竟是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但红军在大诗人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冲桥成功，那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十八勇士全身武装，攀踏着悬空的寒冷铁索，拿了敌人的桥头堡。后继部队才得以跟进踏桥过了大渡河。对于这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战，诗人仅用“铁索寒”三字便已使场面栩栩如生、英勇激烈了。这二句中的一“暖”一“寒”二字，含有不尽之意味，张弛奔竞，起落生姿，不露拔工而又有天然之光辉。
最后二行（即尾联），诗人终于发出出自肺腑的赢得长征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二万五千里转战的目的地已经到达，三军大会师近在眼前，全军上下都在喜笑颜开。按毛主席1958年12月21日的批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晋国所说的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更喜”二字用得好，有婉转回肠之意，喜上加喜之概；“三军”用得妙，这个词语本来就是自然带有古汉语之美，加上按前面毛主席自己的说法是指当时的红一、二、四方面军，这古意盎然的“三军”又凭添了当代汉语之美，岂不是难能可贵，羚羊挂角获了一个双美！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10月
【译诗】
红军岂畏惧远征的艰辛，
千山万水化区区小事不足道来。
五座大山蜿蜒荡起细小的波浪，
高峻的乌蒙山也如脚下流动的泥丸，
金沙江的水波拍打着温暖的悬崖，
大渡河上横跨了寒冷的铁索桥。
最是欢喜岷山的千里白雪，
三军将士过了此处都笑逐颜开。
【赏析】
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如今“长征”这个词语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频使用的一个词语（含有丰富的引伸意义），它是毛主席毕身提倡的一个主题——继续革命的主题。那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不停步，要前进，前进，更前进。即便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草创时期，就曾提出出自“长征”的一个口号：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青年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它的意义是重大的。犹如诗人毛泽东在夺取江山后也说过类似的话，万里长征只迈开了第一步，同志们任重而道远。打了江山还要建设江山，这些都真正形同长征。而且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长征也比喻一个人应一生奋斗，自强不息，冲锋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再推而广之于全人类，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不正好就是各自的一场长征吗？由此可以想见这个词语的幅射面，及博大丰富的意义了。在我们中国更是如此，不仅有“新长征的突击手”，还有任何新的领导人出来都要提出新时期及新时期的任务，而新时期就意味着新长征，新长征就是指新奋斗。
我在此仅举一真实的例子，说明“长征”在我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魅力。那是1988年初春，我同重庆的一个好朋友李光来往密切，据他说，他的父亲是杨尚昆过世的夫人李伯钊的哥哥。因此杨尚昆来重庆时（当时他任国家主席），李光作为亲威拜见了长辈。当他对我谈起此事时，他说（形象是坚定傲气的）：“他们（指杨尚昆及老一辈革命家）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们（指他自己）都正在经历新长征，靠自己在新时期闯出一条路来。”的确李光当时正轰轰烈烈地开办公司，同时也是一个抒情的吉它手和艺术歌曲的热爱者，他对美有一种感受和向往，当他想把这种感受与向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禁脱口说出了“我是新长征的突击手”。
让我们再慢一点进入《七律·长征》这首诗具体的美境吧，让我们重温一遍诗人自己对长征之美的解释：“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引自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这首诗首联是全诗的统领，一开场就道出红军不怕艰难，视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为小事一桩。在此不仅写了红军不惧自然界的困难，也明显地暗示了围追堵截的敌军更不值一提，对于红军来说，他们只是等闲之辈，不堪一击。
接着颔联、颈联四句从首联所营造的浩大的外在与内在的空间中脱颖而至，进入具象的细部勾勒，诗人从容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万水千山”。诗人开始习惯自然地运用他精湛的典型毛氏诗艺的剑法，优美而具神奇效果的地理名称以及动词。连继出现“五岭”、“乌蒙”、“金沙”、“大渡桥”这一连串的地理名词递进（毛诗特点，前面论及，此不赘述）不仅是交待了故事的递进，也交待了心理感受所引起的层层情绪递进。艺术造型上也显得极为工整，从山再到水。是什么山呢？“逶迤”、“磅礴”之崇山高岭，但在诗人的眼里却如小小细浪以及小小的泥丸，不足挂齿也，其实质是艺术地再现了红军不屑于万般艰难险阻，视之为小事。这个再现的艺术过程中通过行云流水般的对比及夸张来达成的，得来并不费功夫，全仗经年历月的生活观察及艺术修养。那么又是什么水呢？金沙江水拍打温暖的悬崖，意境美妙绝伦，风景本身就如诗如画，作者在此没有正面描写巧渡金沙江的战斗，因当时情况亦是紧急的。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干部团在后有强大敌军的追击下在云南禄功绞车渡，仅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偷渡过了金沙江，全歼对岸守敌，甩掉了追兵，突破了重围。对于这次如此惊险的胜利，诗人运用象征主义的通感艺术手法把严酷的战斗隐了下去，却把寒冷的江水写得温暖如春，它正怀以从容不迫的欣喜之气缓缓拍打着夹江的悬崖，诗人得以在江畔流露出胜利的宛若春水般的欢悦。紧接着是冰冷的铁索桥横跨在大渡河上。红军抢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最英勇、最不可思议的激战，虽不是大规模的人海战，却是显现单独个人的天才精兵之战，铁血亡命之战，旋风般的理想之战，真正堪称红军之鹰飞过了泸定桥。那时，红军刚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刘伯承《回顾长征》）。随即而至的强渡大渡河谈何容易。连太平天国时的一代名将石达开也身败于大渡河，竟是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但红军在大诗人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冲桥成功，那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十八勇士全身武装，攀踏着悬空的寒冷铁索，拿了敌人的桥头堡。后继部队才得以跟进踏桥过了大渡河。对于这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战，诗人仅用“铁索寒”三字便已使场面栩栩如生、英勇激烈了。这二句中的一“暖”一“寒”二字，含有不尽之意味，张弛奔竞，起落生姿，不露拔工而又有天然之光辉。
最后二行（即尾联），诗人终于发出出自肺腑的赢得长征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二万五千里转战的目的地已经到达，三军大会师近在眼前，全军上下都在喜笑颜开。按毛主席1958年12月21日的批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晋国所说的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更喜”二字用得好，有婉转回肠之意，喜上加喜之概；“三军”用得妙，这个词语本来就是自然带有古汉语之美，加上按前面毛主席自己的说法是指当时的红一、二、四方面军，这古意盎然的“三军”又凭添了当代汉语之美，岂不是难能可贵，羚羊挂角获了一个双美！
第4个回答 2007-03-22
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地名
《长征》是首传诵之作，我们在学校课本里便念过它。它把五十六字来概述长征这五千年历史里仅有的壮举。虽说长征实际是逃亡，可是，我们不必眼皮子太浅，看事物的时候，时时把势利、功利遮在眼前，像近视眼摘不掉眼镜似的。我们也无妨放纵一下自己，拿审美的眼光——那等于一副望远镜，因为审美总包含着距离——来照一照本来伧俗无光华的世事。所以这虽是一场逃亡，我们只要不是瞎子，也看得到它逃得那样悲壮卓绝，富于精神之美。我听说有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先在黑板上画两条曲线，一条大家落目即辨，那是咱们中国的国境线；另一条大家便傻眼儿了。那位学者讲，这便是长征的路线；他以为长征这件事里，最能显出中国的气格。我只庆幸自己不在当场，我也闹不清长征的路线，怕会愧死。在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耳朵里，国人讲话不过放屁，没人听的；洋人放屁超过讲话，大家赶着去闻。我虽然讲不出那位学者尊姓大名，可是提到他是洋人，大家总该对我的话洗耳恭听了。毛自己便极能把审美之眼来看待实际之物，他一边逃，一边还忍不住拿诗境来摄照事境；那样艰苦的情形下，他竟觉得岷山在笑——我们当然不能做聋子，也该听到毛自己躲在岷山后边的窃笑。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毛讲话尤其一言九鼎，我们做了许多年“毛主席的好学生，”更无妨再做一次，学点儿他的审美上的派头。
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艺术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好像走夜路的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我记得现代一个人——他是画家或是书家，也能做旧诗的，可惜名字忘掉了——他自述旧诗的写作经验，讲他做律诗时先把中间两联做好，再补上首尾两联；这个例子表明作者轻视首尾两联，从它看得到写作传统带来的过于极端的影响，同时也揭露出这个传统可能蕴含的短处；事物总是在极端情形下才显出它真正的底蕴。而这个传统的形成有律诗格律上天然的根由，它中间两联太难做了，逼得大家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两联上；它中间两联一旦做得好，效果便太突出了，勾引得大家只想在那里卖劲儿。这个传统也会影响阅读心理，使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首尾两联稍弱的情况不敏感，大半视为正常。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毛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
回答者：大亥1971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1-28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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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题材重大。不过，题材的重大，不能保证艺术的伟大，虽说它有可能辅佐出伟大的艺术。重大题材只是伟大艺术的“助产士”，而非“生产者”——那位做产妇的母亲。伟大的艺术需要母亲艰辛的孕育、痛苦的分娩，这是助产士不曾付出的；作为母亲的光荣、欣慰，助产士也就无权分享。在这地方，我们更不能势利眼，因为产科医生的权位，便奉承婴儿漂亮；不用讲，同样不必因为母亲的名位而谄谀婴儿。
这诗有个打眼的毛病，中间两联把四个地名齐头并列，军训时集合整队似的；耳朵灵光的人当听得见那四个地名报数时喊的“一、二、三、四”——这种摆法便太呆木了。骆宾王爱用数目字作对，给讥讽为“算博士”；毛也可当“地理教师”，因为他写得来像“方舆图”。古人对诗里用地名有许多讨论，譬如地名可不可以虚用，因为好些诗用起地名来跟实际的地理完全违背，不能拿方舆图来查对的；似乎明清人学唐诗的时候，有一派专爱把易于入诗的漂亮地名嵌得满版，作为诗诀，不过我没有详细考察，不知道他们是否用“我注六经”的态度在诗里注山经水经。前人讲究地名中的一条，便是要求把地名用得使人不觉堆垛。毛四句四地，加上“岷山”，一首诗里逛了五处山川。李白《峨眉山月歌》四句便用了五个地名，可是参差错落，叫人注意不到他在念旅游册子，所以古来很受赞赏。这首诗小孩子都会背，我们仍然引出来，跟毛做个对照：“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聪明地把几个地名嵌镶在某些关系中；“峨眉山”上的月，影子会落入江中，所以“平羌”勾连上了；他乘舟从“清溪”出发，去的地点是“三峡”，两者又亲近得不勉强；“三峡”峰高天窄，月亮看不见，他不免思念，便在这思念里顺流跑向“渝州。”他顺路而下，有事理、情理的关系网络其中，每个地名露面都有必然性，不像“半路杀出的”的程咬金那样显得突兀。地名并非路遇的、陌生不相熟的路人，而你呼我应、左牵右引，好像一伙儿朋友出门小游似的。这便破除了刻板。画家画多个人时，也让他们互相交谈、互相协作，处在某个情景中；这画才灵动自然，不像阅兵式的机械排列；这个道理跟诗歌写作是相通的。把毛跟李白相照，我们便不免觉得毛的写法堆垛得太齐整了。
毛写《长征》时，完全没有留意古人这方面的经验，他只向仓库里堆码箱子，而不曾试图向客厅里布置家具。他那四个地名像是按行军顺序讲下来的，可是文字里没有指明这个关系，也没有像李白那样，把这个关系来处理、影响地名。李白诗里地名间的关系有好几种，较为复杂。我们找得到与毛几乎如出一辙的地名关系，出在杜甫那里。杜甫名作《闻官军官收得河南河北》结句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同样的四个地名，同样的顺路程次序，而且更密集，只挤在两句中。看来，杜甫给自己提的要求特别苛刻，他不但要松动本来会有的僵硬，而且偏要用最僵硬的排列来创造流动、迅捷的效果，好恰合他胜利的畅快、回乡的迫切心情。他的办法简单之极，便是拿“从、穿、下、向”几个字眼指出顺承关系。他故意选用同带“峡、阳”字的地名，把刻板的那一面愈发加强些；只要有能力使刻板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愈刻板便愈把流动衬托得突出，刻板的能量掉个头全加到流动上面来了。好比打仗，只要能赢，对手愈强大，你的斩获便愈丰厚，对手所有的粮草、枪械，全给你虏掠过来。
毛诗四个地名完全平行，句与句、地与地之间不相闻问，也造成一个后果：诗意不曾推进、转换，只在原地兜圈子，好像走夜路的碰见了鬼打墙。类似的印象，读毛的其它作品时，都不同程度地遇得到，它使人觉得毛的写作过于平面化，缺少纵深感。单讲《长征》，那样地兜圈子，愈会加重刻板的能量。而且，他把四个地名偏挤在中间两联里，尤其要算失察。律诗那两联非得对仗，这种格律形式本来便僵硬，毛没有想办法避免格律的弱点，反而雪上加霜。毛那两联的句意都密得碰鼻子挤眼睛，不用虚字调剂，不但雪上加霜，霜雪更凝固为冰，越影响变化生动之感。黄庭坚写律诗的时候，常常一联疏一联密、一联虚一联实、或者一联写景一联抒怀发议论，使诗更为流利不死滞。他认识到律诗那两联对仗会带来先天胎里病，因而力图后天补救。毛看不起宋人，也许便看不到宋人的苦心、好处。
毛把中间两联写得那样浓得化不开、密得拆不散、板得挖不动，相衬之下，首尾两联便越觉疏薄。首联两句词意密度很小，因为下句只重复了上句。末联也稀疏，阅读时，我们先受了中间两联那样密重的压力，到末联时压力猛的卸掉，我们心里上会闪个趔趄，越觉末联轻飘了。当然，也许有人会这样讲，咱们在末联忽的飘起来，正中毛的下怀，他所求的恰是这个效果，好拍合他行军完成的轻松之感。人各有见，我不争辩，只指出一点，这个看法见木不见林，无以开脱中间两联笨拙的板滞。统起来看，中间两联使得通篇不很均衡。古来传统里做七律的常法，总是倾力于中间两联，因此易于把首尾两联写得弱些。我记得现代一个人——他是画家或是书家，也能做旧诗的，可惜名字忘掉了——他自述旧诗的写作经验，讲他做律诗时先把中间两联做好，再补上首尾两联；这个例子表明作者轻视首尾两联，从它看得到写作传统带来的过于极端的影响，同时也揭露出这个传统可能蕴含的短处；事物总是在极端情形下才显出它真正的底蕴。而这个传统的形成有律诗格律上天然的根由，它中间两联太难做了，逼得大家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中间两联上；它中间两联一旦做得好，效果便太突出了，勾引得大家只想在那里卖劲儿。这个传统也会影响阅读心理，使有经验的读者在阅读时，对首尾两联稍弱的情况不敏感，大半视为正常。所以，在这个写作、阅读的传统下，如果毛不排头用地名，中间不显得那样地压迫首尾，均衡问题也便无妨忽略；只可惜毛那两联太过度了，你想闭眼不见，它都还要来打眼、打开你的眼的。讲文章的常语有所谓“凤头、猪腹、豹尾，”毛诗的中间确像吃饱撑鼓的猪腹；至于头，也许不必借书病所谓“蚓头鼠尾”来指为“蚓头”，可是，我们终觉它的尾有点儿像“虎头蛇尾”里那条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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