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上海交通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中国文艺理论协会的理事，也是《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编委，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文论研究的专家。近几年呢，夏教授很关注大学的人文教育，而且还具体做了人文教育的一些普及工作，特别有影响的是：2002年夏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大学人文读本》，这个《大学人文读本》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了我们国家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的认可和肯定。2003年，夏教授又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大学人文教程》，这个书我拜读过，很受启发，所以我请同学们记住这两本书的书名，一本是《大学人文读本》，另一本是《大学人文教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我们学校图书馆去借，都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国一个很有影响很有信誉的一家出版社。夏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精神成人与大学生》，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夏教授做报告！
主讲人：夏中义教授
（根据录音整理，部分地方有删改，未经本人审阅）
夏中义教授做报告
什么叫精神成人？首先什么叫成人？“成人”一词的语法结构不是偏正结构，应该是动宾结构，不是成熟的人而是“人是成长为”的动宾结构。假如我们把成人理解为是动宾结构，那就我们必须承认：人不是生下来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青年马克思曾经很喜欢一个德国哲学家叫费尔巴赫，费尔巴赫就说过：一个婴儿生出来严格的讲不是人是动物，尽管他身上具备有日后成长为人的全部生命基因，但是他并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的人还称不上是真正的人。
那么，人成长为人是需要过程的。人怎样成长为人有三个纬度：
第一，人在生理学层面上成人。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学的家长都懂。男孩儿长到十二、三岁，女孩儿长到十一、二岁，身体悄悄地要发生变化，或者说你们的身体还没有发生变化，你们的父母亲已经在准备着你们生理学层面上的成人。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午餐和晚餐的营养变好了：今天一个小鸽子，明天一个小鸭子。父母亲最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身高上，男孩儿假如长到十六、七岁了，个儿一米六十还不到，女孩儿到了这么一个年龄一米五十还不到，你们不着急父母亲可着急了。那个时候，她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药使自己的孩子能够迅速地增高。央视有一个广告——“增儿高”往往是父母亲很关注的一个药品，假如他的孩子长不高的话。
第二个成人——法学层面上的成人。高中三年级你们的母校都为你们主持一个仪式——成年礼。成年礼意味着很多东西：第一，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一张身份证了；第二，意味着你在法理上拥有宪法赋予你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一时谁也不会选你们。但是不是说十八岁就意味着真正的成人？不！口袋里面有一张身份证，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不意味着他在精神上已经成熟了。我在华师大工作了21年，现在在交大也工作了三年多，我经常问同学：“当你们十八岁的时候，当你们晚上夜深人静最想睡着的时候，你们是否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一种声音，一种神秘的声音，只有你的耳朵才能听见的悄悄话。”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听见了!”我说：“请表述！” 他说是这样的，已经十二点了，他在被窝里面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你十八了！你十八了！”我说：“你怎么回答？”他说：“不！我才十七周岁！”明明十八岁了，他偏强调自己才十七周岁，意味着颇有些孩子，男孩儿和女孩儿，他在精神上不愿长大，身体已经长大，精神上不愿长大。这恰恰说明他在精神上不成熟。十八岁应该是出门远行，十八岁应该独立地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假如在民国期间，很多十八岁的姑娘已经当母亲了，但今天的十八岁的姑娘，包括男孩儿，假如她确认自己十八了，她就觉得没有理由眷恋慈母的情怀；假如牢牢的记住自己还没有到十八，她可以在父母亲面前继续撒娇，而不再心里面觉得羞愧，这就是不愿长大的原因。
第三、但法学上的成人和生理学上的成人还不是精神成人。精神成人是指什么？是指一个人之为人的价值的根基，乃至做人的道理，不仅自己心里面明白而且时刻用这么一个道理来约束自己，把做人的道理渗透在自己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去。他开始懂得自律，开始懂得负责任，开始懂得不能活的让你所爱和爱你的人伤感为你操心，开始懂得这一辈子命运掌握在自我手里，开始懂得明天的我能不能比今天的我活得更理想，更有滋有味。也就是说，精神成人摆在十八岁的同学的面前，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强调大学生精神成人？是因为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是这个人生命史上的灵魂发育的最重要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什么叫灵魂的发育？所谓的灵魂无非是活在你心中的做人的道理或尺度。这个“尺”是无形的，你不一定感觉到它存在，但它却在制约你的心理和行为。我不知道郑州的商业大街在哪里，我知道上海有两条马路非常著名，一条是南京东路，那是1842年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就有的一条马路——中华第一商业大街，还有一条淮海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马路日日夜夜都是人来人往，因为那边充满着高档次的购物场所，有很多人到那边去购物都是腰缠万贯、十万贯啊。我们从穷街走来，我们是贫民的子弟，但有时候我们会提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到人家在购物的时候掏出来钱大把大把的，我心里从来没有邪念？把人家的钱从人家的口袋里面“抓”过来？我想你们假如到南京路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没有邪念，因为人家的口袋你的手不能伸过去，你的手为什么就不伸呢？因为你心中有个做人的道理管住你，那种自律、道德自律是有效还在于连偷人家的钱的意念也不会在你的脑海闪过，所以我们是好人，所以我们的手是人的手。假如你那个手伸过去，这就不是人的手，这叫“第三只手”，简称“扒手”。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它的幅度是很大的。
有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也有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完美更理想的做人的道理，恰恰是这个做人的道理对大学生来讲是第一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在我看来，大学生精神成人，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全部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甚至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大家都说大学是什么？是专业成才的地方，但精神成人无疑的比专业成才更重要。我这段话假如放到医学院去讲更合适，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科大学、第二医科大学给一大群穿军装的年轻的军医作报告。我说我不期待你们本科毕业一个个医术都高明的像大长今一样，这是幻想，但我有权力要求你们当了医生以后要学会敬畏。什么叫敬畏？你对病患者放在你手心的那份信赖。他把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乃至安危放在你的手心上了，你能否掂量出他的凝重？能够掂量出这个份量的叫有医德，掂不出这个份量的叫没有医德。对医生来说，医德比医术要更高明。假如一个人医术很高，但医德不好，他把一个人给悄悄的治死，太容易了。是不是这样？
云南大学出了马家爵事件以后，很多人都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去看他，太简单了。他是生命科学院的一个高材生，他的成绩是可以录取到清华的，从智商的角度来讲绝对不低，但他杀人，杀自己的同学可以杀得这样不动声色，比职业杀手还要冷静，把同学的尸体悄悄的放在衣柜里，他竟然还可以和装着同学尸体的衣柜安安静静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还可以生活了一天一夜才出走。学生命科学的，把自己同学的生命看的如此的不值钱，假如这就叫做生命科学，这个科学太可怕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心理学、精神上是否有毛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做人的价值根基方面没有一点点做人的气息的问题。
有人说，大学生精神成人那么重要仅仅是你的见解吗？不是！我曾经认真地拜读19世纪以来欧美著名的教育思想家的文章。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个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大学校长纽麦先生，他在当大学校长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表达他对大学理想的理解。他说，大学工作的第一位就是把大学生的品性提升到博雅的高度（“广博”的“博”,“文雅”的“雅”），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自由人的教育；让一个人由于懂得做人的道理，让他的心理和行为上升到自由的境界，其他的教育是重要的，但是第二位的。所以他强调，最好的教育就是看你的校园有没有那么一片氛围，让我们的同学变得高雅、变得广博、变得有份量，所以他非常强调高校一定是技术质的。他说，假如有个同学他住的那个寝室几百年前是牛顿先生在这个床上睡了四年，那个同学睡在这张床上，他今天晚上会睡不着的。达尔文也是剑桥三一学院的，达尔文住过的那个寝室外面有个铜牌子——“大生物学家达尔文多少年在这里住过四年”。他为什么讲究这些？就是让我们的同学一进入校园就进入了一个世俗气息比较淡、但价值精神的气息比较浓郁的空间，于是获得一个灵魂发育的最好空间，所以当时的剑桥他们的师生关系是有一种制度叫导修制度，规定一个教授每星期必须和几个本科生聚餐，吃了饭以后还不能马上就走，一定要在学院的一块绿草坪上散散步，谈谈，谈什么？谈专业，谈人生，谈理想，甚至还有一个任务，教授必须把自己所带的学生带到教授的书房里面去聊聊天，听听音乐。有人说，剑桥的大学生是在导师的烟斗里面熏出来的，导师可以不说话，眯着眼睛看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周围谈天说地，他就抽着烟斗不时地说几句话，但是这么一个教育完全是一个立体的教育，它不仅仅是通过书本，更是通过那个教授的高雅气质，那么一个立体的存在，整个的文化精神的存在传递出来的，暗示出来的，这就叫熏陶。
可惜我们现在大学扩容太厉害了，师生比太悬殊了，这一点在我们上海交大就做不到。上海交大作为一个百年名校是了不起的，它比北大还大两岁，它诞生于1896年，北大是1898年。我发现贵校有一个会堂叫“思源会堂”，交大的校训里边也有“思源”二字，我问过很多交大的老师和干部：“你们知道‘思源’这个源头在哪里吗？你们知道上海交大的‘源’在哪里吗？”很多人不一定清楚。我说上海交大的源头在于1896年诞生的南洋工学，发展到今天的上海交大，它蕴涵着一种中华民族要重新复兴于世界之林的这么一个崇高的意愿。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崇高的意愿，就导致交大不管在晚清还是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期间都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具有领袖潜质的优秀人才，不管这个人才是科技界、实业界、学术界、教育界还是政治界源头是在这里，所以就导致在交大自己发展110年的历史上可以百折不挠，可以枯木逢春，。1956年上海交大几乎被连根拔掉，整个都搬到西安交大去，只留下一个学院没有走，是船舶学院。船舶总是和大河、大江、大海连在一起，西安周围实在没有大的水面，所以船舶学院就留在交大，但谁知道上海交大的这么一个根一直发展到文革后期，一直到今天，它在全国排行榜位居第四到第五。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导致她百折不挠？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么一个强大的意愿，这个意愿在我看来是超历史、超党派、超政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珍惜这么交大的一个传统，源头就在这里。假如交大的校园能够弥漫这样深厚而又悠远的那么一种历史的意识，在这个一个氛围里面培育出来的交大的孩子、学子，肯定心胸会开阔的多。但是我可以说，现在的上海交大在新校区占地5000余亩，以前旧交大是400亩地，校园一下子放大了12—13倍，但是百年校史在老校区所酝酿的那么丰厚的、历史的那么一种氛围，在新校区就被冲淡得过于稀薄，而且师生比也不成比例，2万个本科生，近一万名研究生，但是在第一线上课的2000名老师当中，只有十分之一居住在交大新校区的周边，要让1个老师要面对100个同学的人生的迷茫和困惑，根本忙不过来。还有90%的人都住在城区，他们下了课以后就扬长而去，步履匆匆，同学的烦恼根本已经很难装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同学对我说：“夏老师，你别看交大那么大，大的让我们着凉。”什么叫着凉？灵魂发生了感冒叫着凉。他们内心有很多困惑，找不到信的过的人来倾诉，来帮助他们有所引导和指导，所以客观上我们的同学已经感觉到18—22岁碰到了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灵魂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得不到很好的、及时的指点。这个问题在上海交大存在，我想也许在贵校也会一定以一种形态存在。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你那么强调18—22岁？18岁出门远行，意味着你们来到大学。作为大一的同学，你们马上发现小学6年、初高中6年给你们准备的学习的那么一种经验——人生的经验到了陌生的环境一下子都变的那么不够用了，要么不适用了。于是，全国大学生都在流行一个词，叫郁闷。我给交大学子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郁闷么？你们生活在现实空间，这个空间对你们来讲是崭新的，你们必须应对，你们却不知道怎样应对，你们会发现可让你们走的路四通八达，但你却不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这四年里边，充满着太多的困惑，没有人指点你，郁积在胸，这不是郁闷的“郁”吗？郁积在胸，没有人指点，又不能无端的、放肆的宣泄，于是你们就觉得很闷，于是就有了郁闷。”同学们很郁闷，假如错过了这四年缓解你的郁闷的这么一段年龄和时间，我可以说，你们也可能错过了灵魂发育的最好的季节。我们现在都知道，人长身体是有一特殊的季节，是不假。假如女孩儿，她到35岁还能长，她才17岁，1米50不到，她的父母亲不着急，还有20年可以让她长啊，慢慢地长啊！问题是，你到18岁还1米5不到，你再也不会长高，所以让人着急。学语言也是一样，你们知道狼孩儿的故事吗？一个婴儿，被狼给叼走了，8年以后，狼孩儿回到母亲的身边，再也不会说家乡话，或在自己祖国的母语，他能够说的是狼的语言——狼叫、狼嚎。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脑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孩子，他的身体的发育和他的脑的发育和他的语言能力的增长是同步的。当他会说话，往往是专门控制发音和语意理解的脑组织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边发育健全的，假如没有人的语言和语音的刺激，那个控制语音和语意的那块脑组织是不能正常发育的。八年以后回来了，回到人类的社会，他的管人的语音和语意的那么一个机能的脑组织处在一个萎缩状态，他失去了脑组织的发育的最好季节，于是他永远不会说人话。灵魂的发育也是这样，18—22岁你碰到的问题是最真切的，你的内心是有一种痛感，你会迫切地希望老师来指点，但是22岁以后，你的身份变了，你会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用文凭去换了一个岗位，薪水也蛮体面了，应该像一个成人那样生活，应该想房子了、娶一个妻子了、生一个儿子了、买一辆车子了，那种人生的问题都抛在脑后了，认为这些东西是虚的，拿到手上的才是实的，于是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的年纪在增大，工资在提高，干部的级别也在提升，但是有时候你去听他说话，对很多基本问题的评判他还在18岁，他的灵魂没有长大过，尽管他所有的地方都长大了，就是灵魂处于萎缩状态。我不怕对你们讲，我妈妈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发现她对很多基本问题的判断还在18岁，是个非常纯朴的村姑娘的那么一种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永恒的人生的感悟，但对这种感悟的表达，乃致对这么一种她所体会到的人生内涵的一种非常深刻的部分的开掘，我的母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完全有理由说精神成人是比专业成才更重要。
那么有人说，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觉得是有欠缺的。中国高校现行课程的体制的现状是：凡是和同学的政治导向有关的课程设置的是很充分的，凡是和同学的职业的培训、专业的训练相关的课程，相对地讲，也是很系统的。但是，能不能有这么一门课程，让同学自觉的用人文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每天持续的问自己：“你活得怎么样？如何让自己的明天比今天活的更好？”有没有这么一门课程？没有。所以当我在2003年9月在上海交大把大学人文课开成一门必修课的时候，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当年的11月10日第五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我在上海交大开大学人文必修课的情况，是深度报道的。让我感动的是，编辑在整版的文章里边加了一个标题，那个标题用黑体字，这个黑体字大到什么程度、醒目到什么程度，是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的社论才有的那么大的字体，历历在目。《关于一代人的神圣的情怀》，他说一门人类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的课——大学人文课，在上海交大率先设置了，这是一门必修课。我想与其说在表彰我把这门课开出来，还不如说这门课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讲，很及时，他们要，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报社的朋友们，我根本不认识的朋友，才那么认同。
那么有人说，一些综合型院校人文课程的储备那么丰厚，应该说这不是问题。不，我在华师大工作了21年，我所任职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整个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大学中文系当中最好的之一，尤其是在8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朋友对我说：“当年的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心中只有一个敌人、一个假想敌，这就是你们华师大中文系。”我很庆幸，我参与了华师大中文系的辉煌历史创造的一个参与者，就是在华师大。我很坦诚地说，文史哲在全国排位都可以排上比较体面的位置，但绝对不是每一个文学老师、每一个哲学老师、每一个历史学的老师能够把文史哲讲的让同学动心而又动情的。当一个文史哲的老师嘴里面吐出一个概念、一个范畴，仅仅在知识学层面上是准确的，这样的课同学是不要听的。同学最喜欢听这样的课：老师嘴里边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带着他思考的汗水，都带着他生命的体验的泪水，甚至带着他付出沉重代价的血水的时候，同学才能够为这么一个课而感动。光在知识学层面上把文史哲讲清楚并不难，一背就是了。有些老师对业务还不那么熟悉，很多老师讲课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看讲台的，从来不看同学的黑色的眼睛，一个老师假如不能从认真倾听的学子的眼睛当中读出一种认同，或再读出一种迷茫，这个老师绝对不是最好的老师。所谓的最好的老师都是把心放在讲台上，让同学从他的陈述里面听到了他的体味。但这样的老师很少，正因为少所以应该有人文情怀和意蕴的文史哲的课程往往被我们的老师讲得：讲文学的讲得太浅，讲历史的讲得太死，讲哲学的讲得太玄。为什么文学变浅了？为什么历史变死了？而哲学变玄了呢？因为这个文史哲都不是从他的灵魂深处里边长出来的，不是从这个老师的会流汗、会流血、会流泪的身体里边长出来的，但这样的老师确实很少。
那么有人说辅导员呢？辅导员很辛苦，柔弱的肩膀有两副担子：一是政治导向；二是青春期的心理调节。尤其是马加爵事件出现以后，很多辅导员都战战兢兢。你们一进来要对你们做心理测试吗？做不做你们？很多高校都做的，所有的人就像体检那样进行心理测试，就是怕出马加爵。其实他们把问题看的简单了。
那么有人说家长怎么样？家长是所有的孩子的第一个导师——人生导师，但我可以说，我们的家长把孩子培养成18岁，送到各种高校里边去，我们家长的责任已经很重了，他为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巨大了。没有一个人能苛求我们的家长要为我们描述真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我们的家长由于绝大部分人都是贫民，因为是贫民所以往往被共和国曾经有过的一段经济的困难吓怕了，他们有时候就情不自禁的会把自己不曾圆的大学梦放在你们的肩膀上。他们并不懂什么叫大学，他们往往会从一种比较实惠的、世俗的角度来审视大学。他们对大学的想象是一种民间的想象，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层面上的、一种理想的设定。现在很多同学填志愿的时候，假如填文科、填应用文科，他总是第一要考虑的是比如金融经济，比如行政管理，比如外语，比如外贸，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些应用型的文科多多少少都和一个字相关，这个字叫“钱”，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长的心中把孩子送到高校他的动力是物欲的，甚至把孩子大学毕业用他的毕业文凭来换一张上岗证书，有个体面的工作岗位，有个体面的收入，帮助家庭脱贫，这在家长的心中往往是第一位的，而正是这一点和真正的大学的理想距离是很远很远的。
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讲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同学，在大学里面执教的老师，有时候往往并不明白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有点像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因为你在此山中。在大学却不知道真正的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的精神成人就成了一个问题。但是你们的身体在长大，你们的灵魂总要长大，问题是朝哪个方面长。假如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引导，那么社会上的、民间的，正在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思潮对诸位的灵魂的负面效应，那种影响，那种腐蚀，真的不容我们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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