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语言学研究辉煌成就之探究
摘 要：较之前朝，语言学的研究在清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清代的论著和研究成果都堪称近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巅峰阶段。
关键词：清代 语言学 古音学
训诂学 顾炎武 戴震 乾嘉学派 段玉裁
对清代而言，语言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朝语言学研究不足的一种弥补。
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在于对
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
《清代学术概论》）由此可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改朝换代的标志。另外，清朝由于刚刚建立了政权，巩固政权成了首要的任务。于是，清朝初期朝廷采用高压政策，
文字狱盛行，导致了知识分子放弃了文学方面的创作与研究，转而投身到古籍之中，复古读经，“都力图从古代典籍中去探求古圣贤的真意, 以矫
晚明不学之弊, 学风为之大变”[1] 。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 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的知识分子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直接推动了清代语言学的发展。
清儒以古音学为本，触类旁通，涉足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古音学领域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他们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务实的思路和朴实的作风有的放矢地耕耘在语言学这片土地上，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一、良好的开端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用在清代的语言研究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清代语言学研究风气的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 重证据、重材料, 不主观臆测。梁启超说，“ 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清代学术概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前朝遗老们开创了清代的朴素治学风气的先河，奠定了整个清代语言研究的古朴传统，这些就是清代语言学研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
在明代学者的基础上，清儒着手构建完整的古音体系。作为科学古音学的奠基人，顾炎武以其独到的见解首创了上古韵部的分类。顾炎武认为，“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一方面继承了明末学者陈第的古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古籍笺释、搜补、辨伪、辑佚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古音。在古音学研究的道路上，顾炎武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后代的学者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他从实际材料出发，从事实上得出结论，纵然“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纵然后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做到了更好，但是顾炎武在对语言学研究作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提到顾炎武就不能不提他的两部堪称清代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奠基巨著——
《音学五书》和《日知录》，梁启超是这样评价《日知录》的：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 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论的话, 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而《音学五书》更是称得上是清代音韵学研究的源泉，“无人不把开辟的功劳归到顾炎武的身上”。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为后代的学者夯实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古音学研究的基石，他们的为人与治学都为后世的学者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二、优异的传承
康乾盛世的和谐局面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为后来乾嘉学派的大发展大繁荣做了良好的铺垫。乾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胜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桂馥、王念孙、江有诰等，语言学名著有《古韵标准》、
《四声切韵表》、《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正义》、
《说文解字注》等。
乾嘉时期，古音研究压倒了切韵和审音的研究，占据着语言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何九盈先生认为，“古音学的发展是乾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决定性的原因” 2。乾嘉时期的古音研究是在顾炎武建立的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除了有前人准备充分的基础以外，乾嘉学者自身的重视以及“这门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 3。
青年时代的戴震在其著作《转语十二章序》中就指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说明他很早就认识到古义与古音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戴震后来还提出“因声知义”等论点，这给他自己和后来的学者指明了一条研究的方向。
乾嘉时期，古音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江永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分古韵为十三部，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王念孙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古韵分部更加细致，加上戴震和孔广森的古音对转理论的提出，这一切都为古义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条件。
乾嘉时期的古义研究与古音研究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古义研究以段玉裁和王念孙为代表，他们秉承顾炎武的务实方法，在研究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段玉裁历时十九年而著就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今人看来有不少偏颇和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已是很大的进步。段氏《说文》直承戴震形、音、义互求的
研究方法，他阐明了
许慎的编撰体例，并能够以语言学理论观点为依据从整体上分析语言、文字的形、音、义，并提出规律性的认识。此外，段玉裁还在词汇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与段玉裁同出戴门的王念孙笃好经术，著作不多，有
《广雅疏证》《读书杂志》《释大》等。 王念孙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次，注重研究复音词，对汉语复音词的内部语义构成作了深入分析，分出了其中具有同义语素的一类，即“连语”，揭示了“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的本质特征。第三，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揭示了许多修辞条例和语法规律，特别在
虚词训诂方面功不可灭。
三、后代的传续
道光往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上了下坡路，这段时期内的语言学研究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他们在整个的研究范围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领域，而且晚清的学者们依旧保持了自清初传承下来的朴学的思想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他们着重做到因声求义、注重考源溯流、力求旁征博引。
有“道咸之冠”之称的
俞樾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之风，他提出和使用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和训诂的联系与区别,注意到词的存储义与使用义的区别，认为训诂要“随文释义”。他在训诂实践中反对附会穿凿,追逐新奇的做法,认为只要训诂可通,符合文意即可。
作为晚清实训派训诂的代表人物，俞樾提出了以子证经的训诂方法，他还破通假、求同源、通语法、辨语义求训诂，此外在训诂实践中，他大量运用转语理论、右文理论等。
总而言之，清代的语言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是与清儒们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视，与清儒们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与清儒们脚踏实地、朴实的治学作风以及他们有的放矢、突出重点是密不可分的。
摘自新浪网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