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
伯牙琴音志在高山，子期说“巍巍乎若 泰山 ”；琴音意在流水， 子期 说“洋洋乎若 江 河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后世遂以“知音”比喻知己，同志。 三国 魏曹丕《与吴质书》：“ 徐 、 陈 、 应 、 刘 ，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伯牙绝弦於 钟期 ， 仲尼 覆醢於 子路 ，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 唐 杜甫 《哭李常侍峄》诗：“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 明唐顺之《谢病赠别高参政》诗：“逝将归旧林，复此别知音。”浩然《艳阳天》第六九章：“﹝ 弯弯绕 ﹞可见到‘知音’了，哪还肯白白地放过去呢？”
伯牙诵云：“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筼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这则故事千百年来一起感动着人们，人们不是羡慕俞伯牙的高超的琴艺，而是羡慕他遇到了一个能听懂他的琴声的人——钟子期。
《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八月十五那天，他乘船来到了汉阳江口。遇风浪，停泊在一座小山下。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了下来，云开月出，景色十分迷人。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俞伯牙琴兴大发，拿出随身带来的琴，专心致志地弹了起来。他弹了一曲又一曲，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之中的时候，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俞伯牙吃了一惊，手下用力，“啪”的一声，琴弦被拨断了一根。俞伯牙正在猜测岸边的人为何而来，就听到那个人大声地对他说：“先生，您不要疑心，我是个打柴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绝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俞伯牙借着月光仔细一看，那个人身旁放着一担干柴，果然是个打柴的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懂得琴声，那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 听了俞伯牙的问话，那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 打柴人的回答一点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谈。那打柴人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相传是伏羲氏造的。”接着他又把这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听了打柴人的这番讲述，俞伯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接着俞伯牙又为打柴人弹了几曲，请他辨识其中之意。当他弹奏的琴声雄壮高亢的时候，打柴人说：“这琴声，表达了高山的雄伟气势。”当琴声变得清新流畅时，打柴人说：“这后弹的琴声，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俞伯牙听了不禁惊喜万分，自己用琴声表达的心意，过去没人能听得懂，而眼前的这个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没想到，在这野岭之下，竟遇到自己久久寻觅不到的知音，于是他问明打柴人名叫钟子期，和他喝起酒来。俩人越谈越投机，相见恨晚，结拜为兄弟。约定来年的中秋再到这里相会。 和钟子期洒泪而别后第二年中秋，俞伯牙如约来到了汉阳江口，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起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还是不见人来。第二天，俞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钟子期的下落，老人告诉他，钟子期已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把坟墓修在江边，到八月十五相会时，好听俞伯牙的琴声。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万分悲痛，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引后人有诗赞云：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锺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后人有诗赞美曰：月临十五醉谁家，文朋诗友共天涯。倘若当年子期在，不使瑶琴碎成花。（周天侯·<中秋致友>）
（明·冯梦龙）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 指对作品能深刻理解、正确评价的人。
南朝 梁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南唐 李中 《吉水县依韵酬华松秀才见寄》：“诗情冷淡知音少，独喜江皋得见君。” 鲁迅 《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难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注释
1、鼓琴：弹琴。
2、峨峨：很高。
3、洋洋：水大的样子。
4、援：拿，操。
5、造：创造。
6、卒：通“猝”，突然。
7、志：断绝。
8、哉：啊，语气助词。
9、善：赞美之词，语气助词。 人们在读到《礼记·乐记》中“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这句话时，不免会大惊失色，谓其论“太狠”。放在先秦及汉以礼乐治国安邦的语境下，这种通过识礼乐而区别人与禽兽的方法，已然成为一种严肃的制度。郑玄在解注这句话时说，禽兽知此为声耳，不知其宫商之变也。粗民不知宫商之变，和禽兽无异。反过来说，那些聆听乐而舞的禽类，莫非可以归入人类了？这种反推法虽然不可取，但这种反推至少正证明这样的礼乐制度的“无理性。”
这种制度的“无理性”是由时代需求使然。将音乐和政治扯上关系，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乐记》立了大功。《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并将其上升到政治治理的需要。“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自然，政治法则之下，社会伦理也不能免。《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应该承认，这种礼乐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安邦治国的积极作用。但乐之为乐，不过一种艺术而已，其回归于艺术本身，乃得益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把音乐艺术从政治伦理的治理和说教中解脱出来，还原其艺术的本真，这是“礼崩乐坏”的积极意义。
由此，关于音乐审美的“知声”、“知音”论，才在后世得以空前繁荣。
考证源流，中国传统乐器的诞生高峰期，正是在“礼崩乐坏”后的汉代。由“官方统领”而至“民间普及”，这是一个中国传统器乐“大鸣大放”的时期。古琴、洞箫、琵琶、胡笳，不一而足。林下泉边，高士层出，以至于成为中国人物和山水画的一大主题。这些器乐的取材和发声又决定了其音多悲。所以，无论是《王褒》的《洞箫赋》还是嵇康的《琴赋》，皆发悲声。钱锺书先生援引两赋，总概而说：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洞箫赋》中“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一句，让音乐审美的“知音论”遂从此惊世而出，成为一种文化滥觞后世。
如果说伯牙子期的“善鼓”和“善听”是一种默然于心的知音，那么，王褒的“乐而悲之”则是直指心源的“知音”，其后嵇康留世的《声无哀乐论》则上升为打通音乐和人精神以及情感世界的“知音”。伯牙子期的“知音”为后世知音文化定型，王褒的“乐而悲之”为后世知音文化定调，嵇康的“声无哀乐”为后世“知音文化”定论。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意义在于予音乐以独立的个性。“心之为声，明为二物。”“欢者闻之则悦，忧者闻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旧唐书·音乐志》这句话，可作为嵇康的异代“知音”。由伯牙子期而至王褒再至嵇康，音乐的“三定”虽然相互递进，但都囿于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而未发展至一切艺术审美。
“知陨泣为贵，不独聆音”。钱锺书先生在“好音以悲哀为主”条中钩沉索隐，反复铺陈，将音乐审美的“知音论”升华为“一切文艺审美”的“达心观”，正是其对文艺审美的一大贡献。“征文考献，宛若一切造艺皆须如洋葱之刺激泪腺，而百凡审美又得如绛珠草之偿还泪债，难乎其为‘储三副泪’之汤卿谋矣。”可谓为“知音者”之通论。
一切体心观物的文艺创作，皆可能使人陨泣，而陨泣只是人们体艺观心的一种情态，其余情态之丰富放达，乃取决于文艺创造“达心”的程度。“心理学即谓人感受美物，辄觉心隐然痛，心怦然跃，背如冷水浇，眶有热泪滋等种种反应。”所以，读诗有怦然而动者，观画有背如冷水浇者，一切美的文艺创作，皆可能给我们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诚如我们后来读明季钱牧斋“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这句诗时，体察己身，肌肤起栗、喉中哽咽、眼里出水、心里叹息。这样的诗文“达心”，历历可举；又如，观赏罗中立名画《父亲》，而思及去世之父亲或尚躬耕于垄亩间的父亲，也不免为之陨泣；“黑色星期天”因引发100多人自杀而被列为全球三大禁曲，就是因其“达心”太狠所致。当然，按照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音乐是没有过错和罪名的，那些自杀的人，乃是心里本已含悲。
藉由上述三例子，我们看到，是文艺创作所具有的强烈的“代入”感，使人产生了心理共鸣，这个心理共鸣，就是一个“达心”的过程。
其实，文艺创作和审美的“达心”观，坚定的推行和守护者起于苏东坡。他的名言“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正是“达心观”的肇始，这里，既有文艺创作不拘于成法、只适于心意的“达心”，又有苏轼所看重的文艺审美最重心理“愉悦”感的“达心”。这种愉悦，就是“到达内心”或者“表达内心”的文艺审美“达心观”。这种审美观，经由他的创造，由诗词、字画而进入范畴相当广泛的古董、金石，举凡“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
从“知音论”到“达心观”，从专音乐而至一切文艺审美，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形式不变的源流，中间虽有时代更替，但脉息始终。总括而言，文艺审美在三难，而破除三难，则在“同交达”三字。试解析如下：评艺之难，在于达心；达心之难，在于交意；交意之难，在于同慨。是故君子相交，贵在同慨；君子谈艺，贵在交意；君子审美，贵在达心。达心者，知音也。
（庞惊涛：《从礼乐之变谈文艺审美的“知音论”和“达心观”》）
翻译
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倾听。伯牙弹琴，心里想着高山。钟子期说：“好啊！山高峻的样子像泰山！”伯牙心里想着流水，钟子期说：“好啊！水势浩荡的样子像江河！”伯牙所思念的，钟子期必然了解它的。伯牙在泰山的北面游览，突然遇到暴雨，在岩石下避雨；心里伤感，于是取过琴而弹了起来。起先是连绵大雨的曲子，再作出崩山的声音。伯牙每次弹奏曲子，钟子期总能寻根究源它的情趣。伯牙放下琴感叹地说：“您听曲子好啊，好啊！心里想象就好像我的心意啊。我从哪里让我的琴声逃过你的耳朵呢？”
赏析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 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邑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6年级课文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