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1-04
一、有关中国民主化路径选择的几种思路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日益深化，民主已经不再停留于激昂的语言和恢宏的构想，而是更加注重于具体的运作程序和路径选择。当前，理论界有关我国民主化问题的诸多讨论，其基本思路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模式。（注：除了这四种基本思路外，理论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思路。例如，有学者主张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学者主张从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些思路由于缺乏现实的可行性或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其自身影响较小。本文不再予以专门阐述和评论。）
1、从扩大基层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是一种从体制外寻求我国民主化突破口的路径选择。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推进的乡村民主选举制度（即村民自治制度），使广大农民第一次获得了自由选举“社区领袖”的民主权利，大大增强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实现了乡村自治及其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看到乡村民主的蓬勃发展，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我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渐进获致的过程，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伟大起点，基层民主将为推进高层民主奠定坚实的基础。（注：荣敬本：“村民自治——民主的蝴蝶在飞”，载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6页。）他们主张，先从基层民主入手，以乡村的“草根民主”作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和突破口。在乡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得以实现的基础上，再逐步推进乡镇民主、县级民主、省级民主，最终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我国的乡村民主自治可谓史无前例，纵观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从农村开始的。如何看待我国的乡村民主自治呢？乡村民主自治能够成为我国民主化的突破口吗？作为整个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民主对于我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无疑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但由于乡村民主所触及的仅仅是现实政治体系的末梢，把它作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恐怕难以成立，也就是说，乡村民主难以担负我国民主化突破口的重大历史使命。由于教育水平和传播媒介的落后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封闭性，乡村社会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传统的宗法观念、宗族势力和封建迷信仍然根深蒂固，广大农民对民主政治并没有强烈要求，乡村社会自身并不具有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乡村政治改革一般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现代民主的光芒往往最后才能普照到乡村大地。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来说，往往是乡村社会以外的市民社会或工业社会能够更早地、更强烈地产生出民主政治需求。（注：党印国：“‘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第88—96页。）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自治，实际上是在中央推动下的产物，是中央对基层管理方式所作的主动改革和调整，而不是源自乡村社会内在的民主追求。迄今为止，支配乡村民主政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起来。
2、从建构市民社会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是一种从体制外寻求民主化切入点的路径选择。90年代以来，在反思和质疑80年代末“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等有关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纷争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从建构市民社会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他们认为，“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行论”的“自上而下”改革思路，将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度关系〔即国家型塑社会〕，而忽略了中国改革以后社会对国家的关系（即社会型塑国家）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或互动的关系，然而，恰恰是在社会和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形成了种种新的结构性因素和极富意义的制度创新。为此，他们主张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通过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改善，通过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大，努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内部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培育多元自治的结社组织，能够为实现民主政治创设社会条件。”（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以建构市民社会作为民主化切入点的基本思路，为我国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条理性而稳健的发展道路。它认为，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未来中国出现一个类似西方早期市民社会那样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不仅独立于任何可能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存在，而且最终将会反过来以市民阶层的力量推动现实政治及社会结构的改造。然而，有关市民社会的比较研究表明，由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发生背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状况完全不同，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难以在未来中国以同样的方式重演。西方市民社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摆脱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束缚，使自身的发展获得真正解放。与西方不同，中国市民社会孕育过程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则是，自身根本不具备独立发展所需要的内在条件，因而需要借助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市民社会之外的力量来帮助它完成这一过程。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不是市民社会的发展改造现实政治及社会结构，而是要通过种种外部的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力量来改造市民社会以促使其尽快地实现自身的理性化，获得自身内在的自主性。”（注：方朝辉：“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22页。 ）纵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也可以发现，其民主化进程往往主要依赖于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权威的推动，而不是依赖于市民社会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改造。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市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其脆弱的经济利益，甚至会支持军人政变和独裁统治者，依靠非民主的独裁来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
3、从完善宪政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是一种从体制内寻求我国民主化切入口的路径选择。在民主化的路径选择上，一些学者主张从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入手，直接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些学者认为，民主本来就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体现为：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上，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现实的问题在于，我国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尚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之中，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为此，这些学者指出，“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途径。”（注：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1页。 ）他们主张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我国的选举制度入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人大的各项职权，真正体现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这种试图通过健全国家的根本宪政体制，落实各级人大职权，改革代议机关和选举制度，完善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并在制度上保证宪法内容能够切实得到遵守的思维模式，无疑把握住了我国民主化的根本所在。但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这一思路仍然缺少现实的可行性。因为宪政民主涉及到我国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即党的领导问题。如果按照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原则来选举和组织国家政权，那么党的领导就无法得到根本体现和切实保障。问题在于，我国在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来进行组织领导和政治动员，不仅社会稳定无法保障，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恐怕都将化为泡影。有关政治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表明：“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不仅仅是辅助性的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注：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5 页。）
4、从完善党内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条件的限制，一些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可以首先从完善党内民主入手推进民主化进程。他们认为，政治发展应当寻求民主与稳定的统一，我国的民主化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背景、超大规模社会的现实状况、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阶段等具体国情，做到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为此，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选择一条理性而渐进的道路，应当在现行体制内培育民主的生长点，应当平稳地、有序地推动民主化进程，这些学者主张，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要充分利用和开发体制内资源，沿着从党内到党外，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顺序，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注：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载《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11页。）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经验表明，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经由不断妥协和谈判而渐进获致的过程，那种暴风骤雨般的政治革命往往与民主无缘。在中国的民主化历程中，那些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民主化思路是行不通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那种试图直接触及现实政治体制中最为坚硬的部分，直接从宪政民主入手，“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到位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思路，也是不切实际的；所谓“扩大基层民主”、“建构市民社会”的思路，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们都不足以成为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也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民主化的迫切期求。基于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的限制，笔者认同从完善党内民主入手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