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史记 韩非列传》译文

Question

原文如下：“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
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观往者得失之变，
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
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
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
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
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
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嫌弃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而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
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
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
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
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
强之以其所必不为，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
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
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
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已，
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
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
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
处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
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减其所丑，
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
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
自多其力则无以其难概之，
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
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
大忠无所拂辞，
言无所击排，
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
知尽之难也，
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
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疱，百里奚为虏，
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
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Answer 1

　　【译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在周朝做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到周朝国都雒邑，打算向老子请教礼的知识。老子说：“你所说的，他本人和骨骸都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遭遇时运好，就坐上车子去做官；不逢其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转移，可止则止。我听说：‘会做生意的商人把货物囤藏起来，外表上好像没有货物一样。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但容貌谦恭就像愚蠢的人。’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故意做作的恣态和过大不实际的志向，这些对于你自身都没有好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而已。”孔子离去，对弟子们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能游；兽类，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使用网（捉住它），会游的可以使用丝线（钓住它），会飞的可以使用箭（射中它）。至于龙，我就不能知道了。它乘着风云而上升到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像一条龙吧！”

　　老子讲修道德，他的学说以深自韬隐，不求闻达为主旨。久住周京，看到周朝衰微下去，于是就离开了。经过散关，关令尹喜说：“你将要隐居了，请尽力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便著述《老子》上下二篇，论述“道”与“德”之意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有人说，有个叫老莱子的，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论述道家的体用。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由于讲修道德，所以养得高寿。

　　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上记载周太史儋见过秦献公，并说：“开始秦与周是合并的，大约合五百年后分离，分离七十年后，就会出现霸王。”有人说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是对还是不对。老子是一个隐士。当世谁也不知这些话是否应验。老子，是个隐居的君子。

　　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过魏国的将领，封在段干这个地方。宗的儿子叫注。注的儿子叫宫。宫的玄孙叫假，假曾在汉文帝朝做官。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昂的太傅，因此定居于齐地。

　　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往往贬斥儒学，而研究儒学的人，也贬斥老子的学说。大概这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故吧！李耳主张无为而听任自然的变化，清静而自得事理之正。

　　庄子是蒙地人，名周。曾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学说无所不及，但要旨却源于老子的理论。所以他写的书虽有十多万字，但大多都是寓言文字。作《渔父》、《盗跖》、《胠箧》，来毁辱孔子的学生，以表明老子的道术。至于他写的畏累虚、亢桑子之类，都是没有其事的杜撰。但他善于连缀文字以成辞章，表达事理，形容情状，来攻击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即使是当世饱学的学者，也都不能免于遭受攻击。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以适应自己的论证目的，所以当时从王公大人以下，没有一个能够像器皿似的使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人去重金聘请，答应让他做卿相。庄周笑笑对楚使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但你没见过天子祭祀天地时所用的牺牛吗？这些牛被饲养好几年，然后被披上彩绣的衣服，送进太庙去作祭品，在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只自由的小猪，还能办得到吗？你赶快走吧，不要玷污我的人格！我宁愿在有着污泥的小河沟里自由自在，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终身不做官，使我的心志快乐。”

　　申不害是京县人，原来是郑国的一个小官。后来学了刑名之术来求见韩昭侯，昭侯任用他为相，对内整饰政治教化，对外应付诸侯之国，达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之时，韩国国治兵强，没有敢于侵犯的。

　　申子之学，源于黄帝和老子，而主张循名责实。著书二篇，叫做《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这种学说源于黄老。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说，却善于著书。与李斯同时求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国势渐渐削弱，屡次上书规谏韩王，但韩王都不加采纳。因此韩非痛心国君治国不致力于讲求法制，不能用权势来驾驭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不求贤任能，反而举任一些文学游说之士，使他们位居于专务功利实际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搬弄文辞来扰乱法术，而任侠的人又用武力干犯禁忌。平安时就恩宠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危急时则要用披甲带胄的武士。现在平时培养的人不是所要使用的人，而所使用的人却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他又悲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为奸邪之臣所容，考察历史上治国得失的演变之迹，因此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然而韩非尽管深知游说之道甚难，写下《说难》一文特别详备，但最终还是被害死在秦国，未能以身自免。

　　《说难》写道：

　　大凡对君主游说的难处，不是难在用我具有的知识来向君主游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难以表达我的意思，更不是难在我不敢把自己的意思毫无顾忌地充分讲出来。游说的难处，是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方可使我的言论适合他的口味。

　　如果君主希望博取很高的名望，而游说者却对他说如何博取厚利，那么就会被君主看成为志节卑下，而以卑贱的待遇来对待他，这样，游说者必定要被君主远远抛弃了。如果君主希望获取厚利，而游说者却拿怎样获得高名去劝说他，那就会被君主看成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而且和他所计划的事相去太远，结果游说者必定不会被收用了。如果君主暗地里想获得厚利，而外表却装做好高名的样子，游说者若以获得高名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表面上同意游说者的意见，任用游说者，实际上却对他疏远；游说者若以获取厚利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暗中采用他的言论，表面上却要抛弃游说者。这是不可不省察的。

　　事情由于保密而成功，由于语言的泄漏而失败。未必是游说者泄漏的，只是游说者无意中说破了君主秘藏着的心事，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有了错误的苗头，而游说者却公开用大道理去推测他的不良行为，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亲密恩泽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却讲出极知心的话，游说者的主张被采用并获得成功，他的功德就会被君主遗忘。游说者的主张没有被实行因而遭致失败，他就要引起君主的怀疑，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计划了一件事情，感到很得意，想自己表功，但游说者也曾参预，知道这件事，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表面上号召做某一件事，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另一件事，游说者参预并知道底细，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如果勉强对方去做他不愿做的事情，或者勉强他中止他所不愿意罢手的事情，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游说者要是同君主议论大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离间君臣关系；要是同君主议论近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冒犯君主的权威。谈论君主所宠爱的人，便会被认为是拿君主宠爱的人作靠山；谈论君主所厌恶的人，便会被认为是试探君主对自己的看法。要是游说者说话简单直捷，就会被认为缺少才智而得不到重用；要是滔滔不绝说得不着边际，就会被认为罗里罗嗦浪费时间。要是简略地陈述大意，就会被说成是懦弱不敢大胆尽言；要是把考虑的事情毫无顾忌尽情谈出来，又会被说成是粗野傲慢。这一切都是游说者的难处，是不可不知道的。

　　游说者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去美化君主最自负的地方，而掩盖他最自惭形秽之处。对方如果以为自己的计谋高明，就不要指责他过去的失败而使他受窘；要是他认为自己的果断很勇敢，就不要拿他由于考虑不周造成的过错去激怒他；要是他夸耀自己的能力很强，就不要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非难他。规划不同的事与君主有同样打算的，赞美别人的行事和君主相同的。对这些事和人，游说者就要注意文饰自己的观点不要刺伤他们。有人和君主做了同样失败的事，一定要表面上说他没有错。君主大怒时不要违抗，言辞不要有锋芒，然后发挥自己的口辩智慧。这就是游说者得以亲近君主，不被怀疑，而可以充分说出自己言论主张的办法。如果得以与君主长期共事，感情和恩泽根深厚，替君主深谋远虑而不受怀疑，互相争论也不获罪，遇事便可以公开地论断利害，使他获得成功，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的是非，使他能够改正。彼此的关系如能像这样维持下去，那游说就算是成功了。

　　伊尹曾做过厨子，百里奚曾做过奴仆，他们都从自己从事的工作的角度请求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尚不能不亲自去从事卑贱的事以求进用。像这样卑躬屈节，也并不是贤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事。

　　宋国有个富翁，天下大雨冲塌了他家的墙壁。他儿子说：“如果不快修好这堵墙，就要有盗贼来。”他邻人的父亲也说了同样的话。到了晚上，他家果然被盗，丢失了不少钱财，他家的人都说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人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做妻子。接着他问群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一国可以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便杀了关其思，说道：“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可以攻打，居心何在？”胡国国君听到这件事，认为郑君和自己关系密切，便不防备郑国了。郑国乘机袭击胡国，把它吞灭了。邻人之父和关大夫的话都对，但重的遭受到杀戮，轻的被人所怀疑。可见认识某一事理并不困难，但如何处理这种认识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很受卫君的宠爱。卫国的法律，凡是私自驾用君主车子的人就要受断足的刑罚。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闻讯，连夜去告诉了他，弥子瑕就假称君主的命令，私自驾了卫君的车子出去。卫君知道后，反而称赞他说：“真是一个孝子啊，为了母亲甘愿受断足之刑。”弥子瑕和卫君游果园，弥子瑕摘一个桃子吃，觉得又香又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让给卫君吃了。卫君说：“弥子瑕真是爱我啊，不顾自己爱吃却想着我。”等到后来弥子瑕老态龙钟，卫君对他的宠爱消减了，他得罪了卫君，卫君就说：“弥子瑕曾经假称我的命令，私自驾用我的车子，又曾经给我吃剩的桃子吃。”所以说弥子瑕的行为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当初为卫君所赞许，而后来却变成了罪过，其原因就是卫君心中的爱和憎起了变化。所以一个人被君主宠爱的时候，他的智谋合乎君主的口味，君主就对他更加亲近。当他被君主厌恶的时候，他的过失与君主的厌恶心理相应，君主就对他更加疏远。因此游说谏诤的人必须事先仔细观察君主爱憎如何，然后再进言。

　　龙作为一种虫类，可以亲近它，骑它，但它的喉咙下倒生着尺把长的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必定要丧命。君主也同样生有逆鳞，游说者能够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书，慨叹说：“唉，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往，即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几卷书是韩非写的。”秦国因此加紧攻打韩国。韩王最初不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尚未任用他时，李斯、姚贾妒忌韩非，就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诸侯，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久留于秦，将来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有道理，就派人将韩非关押起来。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申诉，未能见到。秦王后来悔悟了，使人去赦免韩非，但是韩非已经死了。申子、韩子都有著作留传到后世，不少学者都有他们的著作。我暗自悲伤韩非写了《说难》一文，自己却未能逃脱死路。

　　太史公说：老子看重道、虚无，听任事物自然变化，因此他写的书人们认为语义微妙难于理解。庄子推演老子关于道德的学说，放言高论，而要旨最终也归宗于自然之道。申子常常勉励自己，实践循名责实的理论。韩非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事情，明察是非，到了极端便是惨急苛刻，残酷无情。申子、韩子的理论都源于“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学说那是深远多了。

Answer 2

韩非为人口吃,不喜欢说话但是善于写书.和李斯一起为荀卿办事.李斯自己认为不如韩非,韩非看见韩国衰弱,几次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听,于是韩非非常着急,不以修明务实的方法治国,他以权势执法用来统治他的大臣,(韩国)本应该以国家富强,兵力强大求得贤良之人来治理.现在却让荒淫无耻的人在饱学之士之上做了官,反而把他们叫做儒者,用人情乱法制所以所谓的侠客用武力犯罪,宽待沽名钓誉的人,着急了就用贵族出来出谋划策.现在样的都是没用的人,有用的人都不养.
悲壮廉洁正直的人不容于奸邪枉拧的小人
在一旁采取观望的人患得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