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借枪里说的那个吧。
抗交领袖就是主持抗交的领袖。主要是这个抗交，指的就是37年日本占领天津之后，英法租界的电话局员工拒绝让日本控制电话局。借枪里裴艳玲拿着点心去看望被日本人抓走同事家属，还被杨小菊看到的那段还有印象吧，那个同事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当时的抗交领袖朱彭寿，他是总工程师，最后被日军杀害。你搜 抗交 天津 电话局 这几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很多关于这件事的资料。这有一篇我随便搜的：
回忆沦陷时期天津电话局“抗交”事件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以后当时的英、法租界形成了一个孤岛。在孤岛里的中国人民，利用可以利用的条件，采取可以采取的形式，向日本侵略者和一小撮汉奸进行斗争。天津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活动，就是在孤岛里与日伪统治者周旋时间很长的一场斗争。它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结束于一九四○年九月。
天津电话局在抗日战争前是一个直属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单位。早期它的总局设在闸口街，后因军阀混战不断受到干扰，乃以设在英租界的三分局(在今四川路)为总局，闸口街为二、五局，六局在河北，四局在意租界，还有一个八局在河东。其中二、三、四局为自动机，其余的是人工机。在旧中国，国家的建设事业往往引起国际势力的插手。原来天津电话交换机都是人工机，电话局招考话务员，一定要考试外语，因为外国人要电话，不懂外语是无法接线的。由于天津的外国人各国都有，即便都用英语要号，由于口音不同，也是不甚好懂的。外国人就以此为藉口，提出自办电话公司，这一要求为当时的北京政府交通部所拒绝。外国人又提出改装为自动电话。当时的电话局长钟某，呈准交通部，向大陆、盐业、金城、中南、交通五银行借了一笔款，从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了一批自动电话机，并由西门子洋行派工匠二人随同机器来津安装。这样，租界里的二、三、四局均改为自动机(日租界是二局，英、法租界是三局，意租界是四局)。接着，在总工程师问题上又发生争执。外国人藉口中国人无此技术，坚持要派外国人担任，中国方面则推荐朱彭寿担任。为此，外国人提出要考试。考试结果，朱彭寿的成绩优异，外国人无奈，遂同意。朱在清末考过秀才，后留学美国、德国，攻数学及电信工程，技术上有相当基础。
日军占领天津后，闸口街的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东的八局，均被日军接管。日伪政权成立了“华北电报电话公司”(简称“华北电电”)，总局设在今河北路北口(今市电话总局)。电话三、四局坐落在英、意租界，日军不能武力接管，电话局广大职工展开了“抗交”活动，当时的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国民党员)也表示“抗交”到底。日本占领军曾施加种种压力，全局职工态度坚决，决不屈服。
一九三八年的某一天，伪市长潘毓桂突然来到电话局，见到了负责财务的一个股长，把带来的一颗“关防”交给他，马上让这位股长召集全局职工听他训话。这位股长遭此突然袭击，抱着“关防”(也不知上面刻着什么字)，不晓得如何是好!职工闻讯，非常惶惑，一时议论纷纷，情况十分紧张。后来有人挺身而出，把股长手里的“关防”抢过来退给了潘毓桂。潘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了。这以后，英租界当局派来英国兵在电话局门前站岗，防止这类事件的继续发生。潘毓桂的这场接收丑剧表演后，伪政权始终没有再和电话局接触。
一九三八年三月，有一位老话务员郝某故去，在出殡的那天，许多职工去他家吊唁(他家在河东十字街附近)；“华北电电”的职工中也有郝的老友，因此也有人去吊祭。“华北电电”当局得此情报，即知会日本宪兵队派人在郝家门口放哨，逮捕前往吊祭的电话三、四局的职工(大概捕去了八个人)。次日早晨，又在日、法租界交界的路口上截捕了一些人。日军这次迫害行动，使电话局职工十分恐慌，居住在租界外的职工，纷纷携眷进入租界，找不到住处的即住在局里。日本人趁此机会散布种种谣言，蛊惑职工改变“抗交”立场。
由于日本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有些线路工人离开了电话局。本来三、四局的工人已感不足，现在又走了一批，技术力量奇缺。总工程师朱彭寿毅然采取措施，动员老工人推荐亲属、子女来局工作，成立短期训练班，授予机线工技术，补充缺额，因此业务得以维持。日本人又指使民族败类潜入租界，打开马路电杆上的电缆分线箱，注入镪水，使一部电话线路混乱，影响通话。幸线路工人及时抢修，始告恢复。为防止敌人的继续破坏，英租界当局派出巡捕在每一分线箱下巡逻。当时英租界当局惟恐日本人控制租界里的电话，所以在暗中支持张子奇及职工的“抗交”活动。
在此期间，日军为达到接管电话局的目的，一再对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甚至扬言要出动军队强行接管。英租界当局害怕事态扩大，提出由英、法、意三国派代表暂时代管的缓冲办法，得到日方的认可。一九三八年七月，英、法、意三国从形式上接管了电话局，局长张子奇即于此时离职，但并未离开天津。实际上，电话局的“抗交”活动仍在坚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军开始封锁英、法租界，对出入于英、法租界的人进行检查。意大利是“轴心国”，因此意租界未被封锁。电话三局在英租界，四局在意租界，中间隔着一条海河，由于日军封锁租界，使两局之间难于保持联系，修理机器的零件也无法运过海河。幸四局德籍工人尤德治，有一张医生执照，他凭此执照每日乘汽车自由通过封锁口，藉以保持三、四局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个名叫翁格的德国工人，同情中国，也积极支持“抗交”活动。
在“抗交”活动中，总工程师朱彭寿是个中坚分子，也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据说日本人曾派人向朱游说，许以高位，劝他交出三、四局的机线图，被朱严词拒绝。三局有一外国工人，是个无国籍的浪人，有人说他与日伪的“华北电电”有秘密联系，事为朱彭寿知道，便借故将其解雇。不久，日本宪兵队化装潜入英租界，在朱彭寿上班的途中，将朱劫走。后来据被释放出来的职工说，在宪兵队里曾看到过朱彭寿，日方向朱索取机线图，被朱严拒，终于被折磨而死。朱为人倔强，由他平日性格来看，很可能由于不肯降敌而被敌人迫害致死。
朱彭寿之被捕，造成了全局紧张气氛。其时，正是一九三九年水灾之后，电话机械线路受到严重破坏，职工们忙于修复工作，“抗交”活动表面上沉寂起来。
日军对英租界当局仍在不断施加压力。经过多次交涉，英、法、意租界当局终于在一九四○年九月，同日伪签订协定，将电话局的管理权移交日方。职工们闻讯，集合包围了局长室，向英租界驻局代表表示抗议，要求“电话局与租界共存亡”。这大概是电话局职工“抗交”的最后一次活动了。
电话局“抗交”斗争，最后就这样以英租界当局对日军的妥协而被迫结束。前后历时三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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