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经济学的学生，喜欢您的问题！我也有些想法
今天，油价高涨已将全球通胀水平推高至近20年高位。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夏季美国通胀率将达5%至5.5%，欧洲将达3.5%，而新兴市场则可能出现两位数的通胀率。投资银行花旗日前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称，将大幅调高中国于2008年和2009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预测至7.4%和5.7%，并相信政府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而同时发布的中银国际研究报告则称，预计5月份CPI涨幅将回落至7.8%附近，央行将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自2007年始，对中国通胀问题的分析热度空前，“CPI”这三个字母的组合从未如此深入人心。时至今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深入，美联储快速降息，美元加速贬值，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尤其是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通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而通胀型的国际金融形势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显现。
周小川在不久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演讲时，就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反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在思维上就要到货币里去寻找物价总水平上涨的根源。找到这个症结所在，讨论中国通胀问题的解决之道才能有的放矢。
“金融圆桌”今日起推出“解构中国通胀”的系列报道，试图站在全球的视野对中国通胀迷局进行深入分析，通过不同角度为读者梳理通胀问题错综复杂的脉络，以期为更好解决通胀问题出谋划策。
相信我们的努力正当其时。
Paul Sheard：全球范围内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主要由于大宗商品尤其原油和食品价格上升所导致，核心通胀率则相对未出现大幅上涨。比如，美国今年第一季度通胀率是4.2％，但是核心通胀为2.4％，在欧元区上述数字分别是3.4％和1.8％。第一，通胀压力上升主要由于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迅速上涨。第二，目前核心通胀未上升到较高水平。这也表明通胀预期并未大幅上涨，通胀上涨趋势尚未进一步明确，更多程度上它是一种潜在问题和令货币当局头痛的事情。
在新兴市场，食品占据CPI指数相当大比例，同时货币当局控制通胀的能力较弱。它们外在、内在的抵御通胀的货币政策框架并未完善建立，同时央行们在调控通胀预期和抵御通胀方面的信用度也较低。新兴市场通胀压力上升的部分原因，与许多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盯住名义汇率有关，同时它们对于本国货币政策没有足够的调控能力。
然而，我们对于通胀的前景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尤其是对于那些发达国家。首先，通胀本身对于经济情况、货币政策等反映存在时间差，它未来发展路径也依赖于国家经济发展。我们认为目前美国处于二战后房地产经济衰退期的中间，这些因素夹杂着信贷危机已使得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被拖延的经济下滑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减轻物价上行压力。第二，短期内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显著上涨。随着供给对上涨价格信号的反映、经济增长放缓等，大宗商品价格会出现回落，呈现出reversion to mean(回归中位数)的特点。这会给通胀带来下行压力。第三，在发达国家，央行是独立的、能够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采取以调整通胀为目标的政策框架。过去几十年它们以维护物价稳定获得市场巨大信任，这使得它们无论在反通胀还是反通缩中，都能使得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只要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们能够维持这种信任，就能阻止通胀从食品向工资水平的传递、以及阻止核心通胀率的上升，从而使得通胀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标准来看本轮通胀是从较低的水平开始攀升的。2007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亚洲地区（除日本）的通胀率分别是2.9％、2.3％、0％和4.0％。
而且，当今世界不仅面临通胀上升的困惑，同时还面临经济放缓、甚至衰退的问题。各国央行面临着一个上世纪80年代初之后就没有再遇到过的政策两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发挥，加大了宏观经济的风险。另外我想讲，出现通货膨胀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没有通胀才是历史中的例外。
背后有两个原因：从供给方面来讲，如果短期内供给有限、而需求保持强硬的话，自然会推高价格上涨。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长期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去年年底以来的国际大宗商品的快速上涨，这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美联储大幅降息、美元迅速贬值、并导致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通胀压力就以大宗商品为载体向其他各国传递。
传导路径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物价上涨压力是如何进行相互传递的呢？
但是，如果粮食通胀不是一时性的、而是长期持续的话，我相信这就是核心的通胀。所谓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于物价上涨的预期.当物价上涨预期改变之时，人们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如果粮食价格因为天气因素而出现波动，我相信不应该把它作为核心通胀的一部分，更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原因。但是如果持续出现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这势必改变人们对于物价的预期，所以货币政策制定者也应该对它作出适当的政策反应。
Paul Cavey：区分两者非常重要。事实上，中国目前CPI高企主要由于食品价格驱动，人们的担忧出于很多不同原因，比如，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而对于一些收入较低的人群，他们可能由于物价上涨而无法支付生活所需。
我不太赞同在中国进行整体通胀压力与核心通胀压力的划分，我比较倾向于食品价格、非食品价格通胀压力的区分。目前中国食品价格上涨较大，非食品价格上涨有限。但也不能因非食品价格上涨较低而忽视它。区分这些只是为了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有所侧重。
中国将食品价格上升、非食品价格上升导致的通胀压力区分开来，这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好。
两难困境
过去几十年里，美联储被认为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全球中央银行”的角色。然而，美国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为了延缓危机的暴发、挽救本国经济，采取频繁向市场注资、降息等政策。作为本国银行而言，这些政策或许无可厚非，但却将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推入“两难困境”：通胀压力上升需要采取偏紧货币政策，同时面临降息压力。如何看这些问题？
Paul Sheard：美联储不应被责备，部分原因我刚已提到。
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最活跃和多数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因此美联储的决策间接影响世界其他经济体。当全球金融系统lender-of-last-resort(最后借贷方)缺失时，美联储被认为在扮演该角色。作为所有大学都沉浸于货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同时也扮演着全球央行的智力领袖。即，美联储并不为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负责。
所谓“两难困境”主要与中国内地、香港和中东地区的经济体有关，它们的汇率盯住或部分盯住美元。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观点，如果资本项目开放的话，一国难以同时盯住汇率和本国利率。对于本国利率失控表明货币当局需要被迫“进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意味着该国利率需要与联储保持一致，以避免引发资本流动、进而使得其盯住汇率的目标更难实现。这是采用此货币政策安排的国家自身的选择，并不能因此归咎于美联储。
美联储惟一的职责和授权，就是维持美国经济的稳定、维持美元币值的稳定、维持本国通胀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在做它应该做的事情。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之后，如果美联储不采取毅然决然的措施，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火烧连营”的波动和危害，这对于美国经济基本面、美国金融市场都会带来灾难性打击。
在这个过程中，联储的措施是不是影响了全球的通胀、是不是对于其他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我相信是的。但是这并不是美联储关心的事情，更不是美联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解决之道
如果把整个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如果有国家率先采取紧缩政策，则有可能牺牲自身经济增长、同时为其他国家的危机“埋单”。那么，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有什么好的政策建议？
对于一些没办法采取上述“权宜之计”来应对通胀的国家，它们会首先诉诸紧缩货币政策，进而经济增长会放缓，从而为降低全球通胀压力做出贡献。而熬到最后坚持不紧缩的国家，则可能成为“free rider”（免费搭便车），分享全球低通胀的成果。所以我说，目前全球各央行之间都在进行政策博弈，看“谁先眨眼睛”。
Paul Sheard： 我们需要对通胀原因仔细分析，同时正确认识货币政策和体制的属性。所谓“全球通胀”问题，实际上更多程度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尤其是那些盯住汇率的经济体，而不是那些盯住通胀且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发达国家。
浮动汇率有助于经济体消化各种的外部冲击，包括原油和食品价格冲击。浮动汇率制度使得央行可以采用本国利率调控工具去影响经济、同时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目前的“全球通胀”主要由于上涨的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引起，但这些只是决定总体物价水平的相对价格变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只盯住名义汇率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它们面临双重变化：第一，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占据CPI指数较大比例，第二，当地货币当局并没有实现货币政策自治。
许多国家应允许其货币较快升值，因为强势货币能够弥补进口价格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这将有助于它们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也有助于稳定物价水平和通胀预期。然而，全球增长放缓时，这会对出口有部分负面影响。此时汇率政策应该结合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起来弥补上述负面影响。
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采用财政、贸易政策来弥补食品和原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本国通胀压力。然而，更好的政策取向是允许其价格上升、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使用市场机制才是应对的最好方式，当然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对贫困群体的倾斜。
追问说的太过书本化了，没有说到重点，其实问题的主要就是最后一行。所谓经济危机，是否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均衡？导致了某些环节的衔接上出了问题？我呢，觉得这样理解是对的。而且只有这样理解我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经济危机，而且会持续。
我并不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并不是为了回答试卷上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不懂就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