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8个散文作家，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三苏”)、王安石、曾巩。明代初年，朱右选韩、柳、欧阳等人之文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即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唐宋文亦仅取“八家”。稍后，茅坤本朱、唐之说，选辑“八家”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颇为流行，“唐宋八大家”之名亦广为传诵。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德宗、宪宗两朝出现了某种转机，有识之士以为中兴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贞革新”，诗坛上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散文领域则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一是“文以载道”，其“道”的含义除儒家伦理外，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因素，二是反对“骈四骊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
他的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单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学扩展到一切应用文领域，与骈体文形成全面对抗的形势，开创一代文风，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妇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有较高成就，其中《永州八记》最为著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已被搬上了荧屏。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论》、《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
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名，贬范到饶州。右司谏高若讷依附吕夷简，诋诮范仲淹。欧阳修写信给高，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大义凛然，痛诋范仲淹的反对派。揭露高若讷以“三疑而后决”，断定高若讷“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条畅，义正词严，咄咄逼人。高见信后恼羞成怒，上报宰相和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他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
浓郁的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写景叙事，在叙事写景中抒情。全文用说明句，而句式结构多变，于不变中求变，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是我国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欧阳修还是一个老字辈，“三苏”、王安石、曾巩均出其门下。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对后代改革者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他的散文以拗折峭劲著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峭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
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
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
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个人。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扩展资料：
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除了八大家之说以外，另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四人，称为宋四家，或宋朝古文四家。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韩愈、柳宗元在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王安石、曾巩也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为唐二家（韩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唐宋八大家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德宗、宪宗两朝出现了某种转机，有识之士以为中兴有望，致力于改革者不乏其人。政治上有“永贞革新”，诗坛上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散文领域则有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古文写作理论，一是“文以载道”，其“道”的含义除儒家伦理外，还包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因素，二是反对“骈四骊六”，提倡单行散句的先秦两汉散文，尤为注重“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
他的说理文感情充沛，态度鲜明。《原毁》《师说》《进学解》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叙事文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柳子厚墓志铭》文情并茂，卓绝一代。
他的散文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把单行散句的散文由文学扩展到一切应用文领域，与骈体文形成全面对抗的形势，开创一代文风，其功不可泯。
柳宗元散文的第一项成就是寓言小品，《三戒》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妇孺皆知。他的山水游记也有较高成就，其中《永州八记》最为著名。他的记叙文多是有感而发的，如《捕蛇者说》就是感于“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而写。在《童区寄传》中，他把同情放在区寄一边，将他写成反抗强暴的英雄，已被搬上了荧屏。他的说理文也很精彩，《封建论》、《天说》等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篇章。
欧阳修的散文。诗、词均有特色，但词不如诗，诗不如文。他的散文政治倾向性强，《与高司谏书》是其代表作。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名，贬范到饶州。右司谏高若讷依附吕夷简，诋诮范仲淹。欧阳修写信给高，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全文大义凛然，痛诋范仲淹的反对派。揭露高若讷以“三疑而后决”，断定高若讷“非君子也”。行文曲折条畅，义正词严，咄咄逼人。高见信后恼羞成怒，上报宰相和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他的散文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如《伶官传序》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见解，不仅对帝王，对“庶人”也有警戒意义。
浓郁的抒情性是欧阳修散文的另一特色。《醉翁亭记》围绕“乐”字写景叙事，在叙事写景中抒情。全文用说明句，而句式结构多变，于不变中求变，层层递进，渐入佳境。是我国散文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欧阳修还是一个老字辈，“三苏”、王安石、曾巩均出其门下。
“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那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对后代改革者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他的散文以拗折峭劲著称。峭劲的代表作是《答司马谏议书》，简峭强劲，英气逼人。《读<孟尝君传>》是拗折的范例，很有气势。
游记散文《游褒禅山记》将叙述与哲理融合为一体。身在山中，神游象外，不畏艰阻、百折不挠的精神，于行文中灼灼可见。
王安石的文章充满了英气、锐气、正气，是一大特色。
曾巩为王安石所推许。散文以平易见长。有些文章对当时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对“法制度数”进行一些改易更革。在“唐宋八大家”中，其成就不如另外几个人。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