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5
气节，不乞求自己有能力得到的东西。
在命运的颠沛中，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指人的志气和节操。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现代汉语） “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春秋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出现过一个秉笔直书、以身殉道的史官群体，尤以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最为典型。齐国太史虽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三人为秉笔直书而前仆后继的正气，最后终于放下屠刀。晋国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权贵，“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而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由此而后，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就为中国历代史家所效仿，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铁则。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历代史家要做到这一点，胸中没有一股浩然正气，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张仪笃信“连横”之策，为此周游列国，百折不挠。“舌在否”的故事最能体现他为实施“连横”战略而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坚毅气节。一次，他在南下楚国与丞相谈论强国之道、游说连横之策时，被丞相门客诬为盗璧之贼，不仅身受鞭笞之辱、驱逐之窘，而且在带着伤痛回到家里时又为其妻所讪笑，但张仪并不后悔，且为后人留下一段极为幽默的精彩对白。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仪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列传》）
秦朝
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三国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南朝
生活在南朝的范缜是无神论者。他一生坚持身亡神灭之说，坚决反对统治者的佞佛行为。虽然因此而遭到当权者组织的一次次围攻，但在种种威胁利诱面前，他始终不改初衷。不管是围攻，还是以高官厚禄拉笼，或者被诬为“违经背亲”，他都始终坚持真理，“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
唐初
唐初高僧玄奘，在云游海内名寺访师问学的过程中，发现佛门各派对经典理解多有歧义，遂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决心“舍身求法”（鲁迅语），前往佛教发源地广求梵文原本佛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戈壁荒滩，翻冰峰雪原，抵达印度。在印度逗留期间，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四出拜师苦学梵文，搜集不同版本经典，参加各派佛学辩论，喜得657部佛经及大批佛像，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组成阵容庞大的译场，主持翻译佛经。他十九年如一日共出经论七十五 部一三三五卷。译出之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74部，1335卷，平均每年翻译170多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虔诚信仰的取经、译经和讲经事业。
北宋
北宋的范仲淹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心忧天下的又一典型。
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他协助宋仁宗进行的改革。他建议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宋史·范仲淹传》），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至死不悔。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警世名言，早已成为其后有建树的从政者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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