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9-20
梁启超：一夫一妻未始终
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中了举。当时的主考官看中了他的才华，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在梁家，李惠仙相夫教子、敬老扶幼，与梁启超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
1898年6月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顾不上家小，仓惶逃往日本。他虽然很繁忙，但是家书不断。他还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给李惠仙，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见到我本人一样。”甚至后来1915年护国战争时，梁启超去参加护国军，对一家老小更是放心不下。李惠仙反而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1899年梁赴美，在檀香山，梁启超结识了华侨的女儿何慧珍。钦佩和仰慕梁启超才华的何慧珍向梁启超表达了纯真的爱慕之情。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梁启超和何慧珍能够结合。但梁启超毕生反对女人缠足和男人纳妾，还付诸行动，成立“不缠足会”、“一夫一妻世界会”。最终，梁启超还是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斩断了与何慧珍的情缘。
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也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梁思成诞生。苦盼六年的梁启超后继有人，自然非常高兴，但望着孩子单薄的身体，他和李惠仙都有些担心。1903年，梁启超在李惠仙的准许下，纳李惠仙的侍婢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给梁启超又生下了六个子女。
1924年李惠仙去世，梁启超悲痛欲绝。1929年，梁启超也因病逝世。他和李惠仙合葬在北京香山，他的孩子留给了王桂荃。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到了更多的勤奋品格和坚忍不拔。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胡适：自由恋爱缺勇气
一个穿着花袄花裙花鞋的农家小脚女子江冬秀长到了15岁，在她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父母让她与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订了婚，那个男孩叫胡适。
就在双方父母为胡适准备订婚仪式时，他却像逃跑似的离家求学去了。刚到美国不久胡适遇到了美国姑娘韦廉斯，韦廉斯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了胡适。他便写信向母亲提出能否解除与江冬秀的婚约。而母亲的回答依然斩钉截铁：你跟江冬秀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定下来的，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
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胡适始终思念着韦廉斯。韦廉斯也终生未嫁，保全了她的自由与独立。她把胡适送她的100余封信视为神圣的纪念，珍藏了50年。胡适去世后的第三年，她将信寄给了胡适的夫人江冬秀。
告别了韦廉斯，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传递着热烈的恋情。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软弱的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胡适真正的恋爱，应该讲就是跟曹诚英。在当年胡适的结婚典礼上，新娘子的小伴娘曹诚英给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六年后，胡适在杭州又一次与曹诚英邂逅。胡适与曹诚英两个人有说不尽的恩爱情话，胡适对曹诚英所表现出来的热烈的感情是真挚而空前强烈的。
此时，胡适第一次产生了与江冬秀离婚的念头，但她抓住了胡适一个最大的弱点：爱惜自己的名声。胡适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向江冬秀妥协。
蔡元培：三次婚姻见世风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更耐人寻味的则是他的婚姻。他的三次婚姻从旧式的婚俗，到中西合璧的婚礼，再到完全新式的婚恋。
1889年，他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古老的血脉。这一年，蔡元培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王昭去世后，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天足（即：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和，可以离婚。
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结识了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他请朋友从中撮合，两厢情愿。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20年底，黄仲玉病逝。蔡元培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悼亡妻黄仲玉》文。此时的蔡元培已经54岁了，时任北大校长的他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蔡元培不得不再次续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
周峻是原来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和蔡元培相差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蔡元培曾写诗：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张爱玲和胡兰成
胡兰成啊，大汉奸。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呢？一次，胡兰成来到上海，想拜见一下张爱玲。就找苏青（苏青和张爱玲为上海两大才女，呵呵她的爱情也是蛮坎坷的，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她的《结婚十年》）要了地址，来到了张爱玲家。张爱玲当时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不轻易见人。胡就让管家传了张条子给张爱玲，说过几天再来拜访。张爱玲也挺佩服胡的才华的，他坐牢的时候，还为他写过联名信。两人见面，不久就情投意合了。胡兰成和张爱玲一起散步，胡在那里比着两人的身高，张爱玲便明白了他是什么心意。可张爱玲并不知道胡是有妻室的，有一天，张爱玲和胡兰成在公园散步，突然一个女人冲出来，“啪”的甩了她一巴掌，并大骂她是狐狸精。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泼妇是胡兰成他老婆。胡可是没有勇气和他老婆离婚的，再说了，他老婆娘家太有势力了，他可不敢得罪。于是就哄张爱玲，说最爱的是她。张爱玲也信了，还是留在他的身边。可胡兰成这家伙肚里全是花花肠子，不久在战争中受伤又勾搭上了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讯德，说什么要取她啊之类的。这事情张爱玲知道了被他一哄，竟然也不生气。后来胡兰成又和一个寡妇范秀美搞在了一起，张爱居然可以和范秀美，胡兰成三个人一个桌子吃饭，两人像姐妹一样有说有笑的。
“因为慈悲，所以懂得”，可怜的张爱玲，最后被胡兰成弄的心力焦脆，和他分手了。分手后居然还寄给他50万块钱，真不知道到底该谁赔偿谁的青春损失费。再后来，胡兰成逃命到了香港，。有写信给张爱玲，说什么还是爱她之类的，要她到香港来，再和他一起去日本。张爱玲居然又信了，跑到香港，可刚到渡口，又一个巴掌扇到了她的脸上。胡兰成站在他老婆后面，他老婆大骂张爱玲不要脸。一个作家啊，竟然又受到这样的羞辱，张爱玲彻底死心了。后来胡兰成和他老婆去了日本，张爱玲则留在了香港。
后来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张爱玲的晚年还是挺凄惨的。那个可恶的胡兰成在晚年写了本书叫《今生今世》百般挑逗张爱玲，张爱玲没回应。可怜的张爱玲最后死在了美国。
鲁迅
就不说他和许广平的事情了，有兴趣的看看《两地书》，说说鲁迅背后的一个女人，好像是叫朱安吧。她应该算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了。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写信给鲁迅，说病急。鲁迅急冲冲的回到了家，却是要他结婚。没办法，母名不可违，取了一个个子很瘦的女人，就是朱安了。可鲁迅是新派人物，怎么会喜欢这种旧式婚姻的妻子。结婚后，他一直睡书房，很少和朱安说话，为了避免接触，鲁迅甚至直接把要洗的衣服放在一个箱子里，朱安要洗，直接到箱子里拿。
后来呢，鲁迅离开了老家，取另外许广平，而朱安则一直照顾着他的母亲。鲁迅死后，她才搬到鲁迅家，和许广平一起照顾他的孩子。临死还一直说，大先生待我很好，真是悲哀啊。
郭沫若
和鲁迅一样，他一开始也是取了一个不喜欢的女人，母命难违。结婚时候，那姑娘想，郭沫若喜欢打脚的女子，在鞋子里塞了不少棉花。可一下轿，鞋掉了，露出了她被裹过的小脚。郭沫若就更加的厌恶了。第二天就离开了老家，去了日本。到了日本后就和一个叫红藤富子的女人接了婚，并生了四个孩子。解放了，郭沫若回到中国，又喜欢上一个小他很多的女人，并结婚了。红藤富子千里迢迢从日本到中国来找他，发现他竟然又接了婚，悲愤之下回到了日本。而那个在老大的女人，若干年后，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郭沫若回到家乡，深深的向她鞠了一躬。她则说，她等了他这一躬很久，为了郭沫若的这一躬，她现出自己的青春足矣。哎，可怜的女人，你说当时中国的法律怎么就这么健全，一个人重这么多次婚，居然不用坐牢的。
林语堂
大学的时候，林语堂喜欢上他一个同学的妹妹叫陈锦端，两人情投意合。到陈锦端家拜见她的父亲，可人家偏嫌林语堂家穷，门不当户不对的。两人真是痛苦之极，相互爱慕，可却难以结合。后来，陈锦端她父亲为了弥补林语堂就把他们家邻居的女儿廖翠凤介绍并嫁给了林语堂。林语堂一开始也不愿意，但廖翠凤还是挺喜欢他的，知道他有才华，再说了，小伙子也长的不错。林语堂知道自己和陈锦端的婚姻是无望了，就娶了廖翠凤。陈锦端后来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但木以成舟。但接了婚的林语堂还是恋着陈锦端，陈锦端终身未嫁，经常到林语堂家作客。廖翠凤也还算大度。有时候和孩子们说“你爸爸以前喜欢的就是这位锦端阿姨”。孩子们问林语堂“爸爸，你以前是不是喜欢锦端阿姨”，林语堂每次都会挺不好意思。再后来林语堂老了，瘫痪了，听说陈锦端生病了，吵着要去看陈锦端。廖翠凤不让他去，“你都成这样了，不能在依着你了，不能去”。
虽说林语堂没有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但廖翠凤也还算是个好妻子。听说林语堂也很喜欢一个妓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为这个妓女写过不少文章。《中国青楼文化》看来和这有点关系，也可能只是小道消息吧。
第五个要说的是戴望抒，第六个要说的是胡适，算了，以后再说了。现在就只说这么多了。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6
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