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中国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测定全部序列的1%；2000年6月26日下午6时，国际人类基因计划协作组宣布，人类生命的蓝图———人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完成。“1%”，为21世纪的中国生物产业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6月29日，记者来到了承担“1%”主要测序任务的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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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独家专访了中国人类基因组执行主席杨焕明教授和“中心”执行主任汪健。他们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中国承担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1%”，是一场世纪之争。
瞄上人类基因组计划
在北京顺义空港工业园B区，有一座并不显眼的四层楼，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就在这幢楼里。这个中心是在中科院支持下，由四位留学生创办的，主任杨焕明，是国家自然基金委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执行主任汪健，曾在美国得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于军，是美国人类基因计划主流研究领域里的主要研究者；刘思奇，在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于军和刘思奇现仍在海外，从事人类基因组研究。四位留学生，是为了中国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走到一起来的。此前，他们或是老同学，或是老相识，相互深交已多年。
1994年初，先后在法国、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杨焕明回国，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时，在吴昊、陈竺等院士的呼吁下，国内科学界关于中国积极介入人类基因研究的呼声日高。不久，杨焕明的朋友汪健回国创办实业。1996年，汪健在美国相识的朋友于军回国“探亲”。于军从1991年起，便参加了美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此次“探亲”，他是在寻找把基因研究的思路和技术带回国内的可能性。几经周折，他联系上了汪健和杨焕明。他们开始酝酿介入人类基因组计划。
1997年11月，中国遗传学会青年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张家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杨焕明、汪健、于军相聚在一起探讨人类基因组计划。于军说，中国如不抓紧时间加入到这一竞争中去，有可能失去最后的机会。
“干”，他们决定联手推动这一事业。
然而，干起来太难了，因为当时中国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人实在太少，他们未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持。1998年3月，中科院遗传所所长陈受宜教授找到了汪健，双方一拍即合。杨焕明、汪健决定将这一事业“扎根”于中科院。1998年8月，在中科院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中科院遗传所基因组中心成立，杨焕明出任主任。
中国争到了“1%”
1999年的日历翻开了。杨焕明说，要干就要干大，再难也要干大。于是，杨焕明、汪健、于军凑出了自己积蓄的200多万元。他们用这笔钱，购买了一台“377”型测序仪和一台美国产的毛细管测序仪。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递交了人类基因组序列70万个碱基的测序结果，并做了热泉菌测序。这些成果，引来了国际同行的瞩目。
在此期间，国际上有关基因序列能否申请专利的争论开始激烈。1998年5月成立的美国塞里拉公司，与公众资助进行基因序列测序背道而驰，依靠财团的支持和先进的设备，希望率先测出数据，进而赢得专利。假如基因序列被允许“专利”，就意味着捷足先登的大公司可以垄断将来以这些基因所开发出来的相关产品的权利。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委员的杨焕明到处游说：“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它代表了全人类的一致性信息，数据公开，免费分享，这应是研究的前提。”
主持正义的科学家意识到，与私营企业争夺基因专利，必须加快测序速度。
1999年6月23日，杨焕明与汪健收到了于军的电子邮件，于军在电子邮件中说明了目前国际人类基因计划的竞争态势。当日，他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流。
“要做，就做个1%，怕什么，我们有实力，我们前期的工作表明我们能做1%。”杨焕明说。
“好，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圈个1%。”汪健握了握拳。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科院领导和国家南、北方基因组中心同行的支持，进而得到了国际主流科学家的支持。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向美国国立卫生院提出了申请。7月8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网址公布了中国“1%”申请成功的消息。继美、英、法、德、日之后，中国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第6个参与国。
中国赢得了机遇
中国的“1%”任务位于3号染色体上，中国南方鼻咽癌发病率高，而与此相关的基因正在3号染色体上。
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找到了位于空港开发区的一座空厂房。要将厂房改造成实验室，并添置设备，困难重重。
中科院送来了支持，杨焕明的家乡温州市送来了帮助……一个多月时间，实验室建成了，14台测序仪购进了。9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人类基因组测序战略会议上，杨焕明代表“中心”宣布：保证2000年春末完成“包干”区域任务，并保证一半以上的序列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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