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子随父姓是伴随私有制产生而产生的，它是母系社会走向父系社会的必然结果。通过几千年以来的繁衍生息，这一传统观念逐步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民间习惯，已经构成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观念，子随父姓带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性别歧视的色彩。当社会的脚步悄然迈进21世纪的时候，这种观念越来越不断地受到公开的冲击。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些豪言壮语令人激动， 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自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男女平等这一目标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我国受到长期封建社会和传统礼教的影响，仍然在不少方面存在性别歧视，尚没有达到完全的平等。我国关于人口性别统计的数据让人吃惊: 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目前男女性别之比竟然到达117:100，中国内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突出社会问题。究竟是哪些封建的传统观念在驱使一些人重男轻女呢? 其实不少人常用“传宗接代” 四个字回答，似乎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只生女儿则会绝后了。这里的传宗接代实际上就是姓氏的传递。比如王家下一代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他们把王家香火传递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男孩身上了，如果这个男孩后来不能够生出儿子来，在他们看来，王家在他们这里就绝后了，其实，所谓绝的应该是“王”姓在通常的潜规则中的消失。为了解决姓氏传宗接代的问题，就有了过继，倒插门等子随母姓这类修改方法，当然姓氏得以传承的一方就要作出相应的补偿。 因此，我们可以说，传统的、封建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观念是“子随父姓”这一民俗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我国现行法律上，每个人有选择自己姓氏的权利，既可以跟随父亲，也可以跟随母亲，甚至可以自己另行选择。 有趣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卢大儒教授提出了不同观点，即“子随父姓”有科学合理的一面。他认为： 遗传学告诉我们，子女基本上是均匀获取父母各一半的遗传基因，是父母基因共同的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子女跟谁姓均可以，没有原则问题，但是，从姓氏的长远传递来看，这样的随机方式不够稳定，子孙后代就难以追寻其祖宗先人。当然，一个人的祖先离他子孙代数越远，他传递给子孙的遗传基因就越少。有趣的是，如果父生子，子生孙，孙又重孙，玄孙，子子孙孙，能够传承下去，不管祖先遗传基因传递的减少和变化，Y染色体的传递是一直伴随的，因为下一代男孩总是从上一代父亲那里继承Y染色体，这是祖先的唯一不变的传承，你拥有和你的祖宗相同的一条Y染色体（假设没有基因突变）。从这个角度，你不得不佩服我国姓氏传递潜在规则－“子随父姓”科学合理性的一面，符合了遗传学的原理，也正是这个规则，让我们能够通过家谱追寻我们的父系祖先。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个潜规则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地方，姓氏传递的不平等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母系的祖先如何追寻？其实。从遗传学和表遗传学的角度，母系遗传传递的贡献要大于父系遗传，母亲传递给子女的基因要略多于父亲，主要是性别相关的X染色体的基因要远多于Y染色体，此外，母亲还能够将细胞质，包括含有遗传物质的线粒体传递给了儿子和女儿。我们身上有母亲传递的线粒体遗传基因，这种传递能够通过母女的垂直传播，一直传递下去，如，外婆传给母亲，传给女儿，到外孙女等等，这些传承者和母系祖先拥有共同的线粒体DNA。诚如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女儿跟随母亲姓，不就解决了母姓传递的问题吗？将来，我们也很容易找寻自己的母系祖先了。而这种姓氏传递规则的补充，丝毫没有影响到原来的子随父姓的潜规则，只不过这里将“子”限制为“儿子”，因为，女儿即使跟随父亲姓，在再下一代子女中，根据潜规则，其外祖父的姓仍然不能传递，换句话说，女儿跟随父亲姓，只能传递一代，有些“浪费”。相反，如果女儿跟随母亲姓，就可以长远的将母姓传递。 卢教授从遗传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兼顾男女双方的姓氏传递建议：姓氏传递如同生男生女随机化，子随父姓，女随母姓，男女平等，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希望这样，每个家庭太平，再也不要爆发姓氏传递大战了。 卢教授认为这种姓氏传递的改良规则，淡化了性别差异，强调了随机性和科学性，可以帮助我们从父系，母系的角度追寻自己的双重祖先，一改过去只有“亚当”，不见 “夏娃”的局限，也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男女姓氏传递的平等性，这也很符合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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