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艰苦创业成功，形成粗暴刚愎性格，从小对卡夫卡实行“专横有如暴君”的家长式管教。卡夫卡一方面自幼十分崇拜、敬畏父亲，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父亲的阻影中”。母亲气质抵郁、多愁善感。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要影响。卡夫卡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后学会捷克语，自幼酷爱文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不久迫于父亲之命改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主义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并受到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写成了他后来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一场战斗纪实》（1904）。在法院实习一年，在“通用保险公司”当见习助理后，1908年到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1921年卡夫卡肺结核复发，咳血。1922年6月辞职。养病期间除继续创作外，游历欧洲各地。1924年因肺病恶化，医治无效，于同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灵疗养院。
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强暴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形成了孤独优郁的性格。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先后三次解除婚约。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评价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动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安德尔十分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卡夫卡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生归宿、没有生存空间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对形成卡夫卡内向、孤独、忧郁与不幸人生的较为完整公允的阐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谴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80）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
由此而培养的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使卡夫卡其人其书成为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写照：异化现象，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由此看来他的变形折射了西方人当时真实的生存状态。卡夫卡通过小说并不只是单纯阐述事实，而是抗除这个世界，追寻人类人性的完善。
另一部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另外一些小说是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如《判决》和名篇《乡村医生》，这里，现实和非现实的因素交织，透过这些荒诞的细节和神秘的迷雾，这里寓意着：人类患了十分严重的病，已经使肌体无可救药。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医生医治不了的，这里的医生最后也变成了流浪者。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和《地洞》等揭示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困惑感；而《审判》、《在流放地》以及《万里长城建造时》则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其中的腐朽。长篇小说《城堡》可以说是《审判》的延续，不仅主人公的遭遇继续下去，主要精髓也是一脉相承。短篇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中写到：中国老百姓被驱赶去建造并无多大实用价值的长城，他们连哪个皇帝当朝都不知道，许多年前的战役他们刚刚得知，仿佛是新闻一般奔走相告。“皇帝身边云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廷臣，他们以侍从和友人的身份掩盖着艰险的用心。” “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的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他还写出了表现民主主义思想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恰恰是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呢。”
因为电影而成就一个作家的事，总是屡见不鲜的。《情人》与杜拉斯就是这样。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但直到她70岁的时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电影后，她才广为人知。《情人》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杜拉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杜拉斯在写作《情人》时，已是七十高龄。她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奔赴巴黎读书。念的是法学、数学与政治学，但她却迷恋上了文学，并且走上终生从事职业写作的道路。《情人》可以说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至少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 。小说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法国少女，在渡江时与一个中国富家少爷邂逅开始，沿着这条叙述线索，渲染出一幕疯狂而绝望的爱情悲剧。
《情人》的独特魅力之一是它的语言，她的语言对历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对回忆的积压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沉痛，从而使文章中充满了悲绝的意味，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而又回味无穷。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
《情人》的魅力之二是它场景唯美的描述。你看《情人》的场景：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殖民地时期的越南，发黄的湄公河上漂浮着菜叶、杂物，河水湍急，大地倾斜。轮渡上伫立着一个打扮不伦不类的少女，她头戴一顶男帽，脚穿一双廉价却缀满饰片的鞋子，一只脚踏在舷栏上，眺望远方。“他们一次次地激情相拥，除了做爱，还是做爱，什么都不多想。屋外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伴随着他们的呻吟；来来往往的人的影子，透过木格子的门和窗投进来……”大胆又不失含蓄的镜头处理；最后，那场不同寻常的唯美的离别；那首肖邦的圆舞曲，小姑娘终于轻轻滑落的泪水……
《情人》的魅力之三是它的基调的绝望。杜拉斯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灵魂是绝望的，肉体是绝望的……甚至连语言都是绝望的……在《情人》里，湄公河上十六岁的白人小姑娘与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的爱情就是如此。
《情人》的最大魅力还在于它的自传性 ，真实的自传性。作为“情人”的杜拉斯，以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在岁月的风尘染白鬓发之际，回眸那段尘封已久的异国恋情，依然有力量用极其惨痛的语言表达出人生的悲剧，把爱与恨演绎得如此分明、紧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情人》中绝望无助的性爱，无言悲怆的离别，爱到尽头的孤独感，使人流涕，令人痴迷。只有杜拉斯才能把把爱情的本质阐述得如此淋漓尽致。
也许，那份伤痛，那份绝望的无助，那份无法理解只可体察的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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