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
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宋史》
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等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上台，老太后高滔滔主政，她也是一个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很高兴啊，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
这四个人里，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辈分差太多了。
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最好是慢慢来。
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于是将他弄了回来，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
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不该全部废除。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
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
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前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中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后期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
无论在宋朝，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天空上，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全部都是耀眼的明星，历千年演变，依然光彩夺目！那么，这四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一是，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都是宋仁宗、宋神宗两朝最著名的文臣，他们同朝这官；
二是，这四人又都是宋朝最著名的文人，苏轼写诗词歌赋，王安石是经学大家，欧阳修和司马光，既是文学大师，又是史学大师，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欧阳修曾主编《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
三是，这四人因为同朝为官，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多有交集，一度惺惺相惜，一度反目成仇，他们的相互斗争，左右着朝局的态势，影响着时代的走向。
下面，我根据史料所载，简要地理一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中，欧阳修是老一辈，当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还在科举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时候，欧阳修已经是文坛的大佬、政坛的耆宿。而且，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都有欧阳修的发现、培养和提携。
一、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
欧阳修还是苏轼的老师，而且“三苏”就是欧阳修发现并大力推荐而脱颖而出的。当年，48岁的苏洵带着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手持文章，赶到家乡眉山200里外的成都府，以布衣之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张方平读完后，觉得可荐，但向朝廷推荐自己还不够实力，建议苏洵到京去见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当时翰林学士，既有眼光，又有推荐的实力，苏洵又辗转到汴京，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果然大赞，马上向宋仁宗上了一篇《荐布衣苏洵状》，使苏洵名振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更是文坛佳话。1057年，朝廷举行大考，各地举子云集汴京，欧阳修作为知贡举，是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同时，给考生准备的试题也是他出的，第一场考试策论，他出了个《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冷僻的题目，大多数考生的文章乏善可陈，但有一篇颇具孟子之风，让欧阳修眼睛一亮。
复试时，欧阳修又读到一篇《春秋对义》，大加赞赏，立刻将此文的作者确定为第一名，也就是“会元”。揭卷（考试要糊卷，防止看到作者姓名后舞弊）后才知道，两场印象最深的文章都是出自苏轼之手，让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在给好朋友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高度赞扬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就是在欧阳修的大力延誉下，高中进士，闻名朝野的。
就这一点来说，欧阳修不仅是苏轼的老师，更是他最大的贵人和伯乐。
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宋仁宗在位时举的进士，司马光是1038年，甲科；王安石是1042年，第四名。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二人前后为进士，都是同朝为臣，且都才华横溢，起初相互欣赏，关系不错。但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经史学家最终却交恶了，原因是熙宁变法。
宋神宗上台后，看到朝中财政空虚、军备落后、士气不振，便提拔王安石为宰相，推动变法，因变法始于熙宁年间，故称“熙宁变法”。
变法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要壮大财力，势必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他们购买了广阔的良田，以前不要交税，甚至别人的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都不要交税，但变法之后，一切都变了，不但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因而遭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最力者，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矛盾焦点是，王安石要通过“开源”的法子，就是增加地主本来要交的税等手段来实行，而司马光主张“节流”，通过节约保存财力。不过，这是表面上的，根源上就是司马光既不愿意王安石的改革触动地主阶层的利益，也不愿意因此而损害农民的利益（青苗法因为操作不当，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故强烈反对。
熙宁变法实际上是宋神宗强力推进的，王安石是个建议者与执行者，但那些反对变法的人，没有一个敢说宋神宗的坏话，都把火气向王安石身上撒，尤其是司马光，为了反对变法，竟然朝廷提拔他当枢密副使也不当，自请离朝，挂职修史，要求到西京洛阳，当个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职，一心修史。这当然是负气的决定，但正是这个负气的决定，司马光在洛阳十年，写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
三、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的一生，都与王安石有着莫大的关系。二人都是顶尖人才，都是百年难出一个的槃槃大才，不过二人的长处有所不同，苏轼长于文采，王安石长于务实，特别是在治国理政上，苏轼与欧阳修非常类似，有着深沉而真挚的爱民之心，有着家国责任的担当，但在实施中，王安石则更深入、科学、精准，有的放矢，且一往无前，哪怕碰得头破血流，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
所以，苏轼与欧阳修治理地方的时候，都喜欢游山玩水，而且长期如此，因而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苏轼在黄州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王安石在任上做什么？王安石做调研。他曾经为了推动一项改革措施，经常把经验丰富的老农请到衙门来探讨，相对于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更注重实际，更直面问题的解决，他的爱国爱民体现在具体的一件事一件事中，所以，当年宋仁宗要调他到京城工作，重用他，他却竭力推辞，原因是，他还想在基层历练，希望掌握更多的基层情况，进一步探索基础改革的经验。
苏轼是在湖州任太守时，被宋神宗安排的御史带到京城关押待罪的。宋神宗改革，运作大，动静大，一些后进便想通过观皇帝的风向得到提拔重用，他们发现苏轼平时爱对改革提意见，是有名的“反对派”，因此在苏轼的诗里找到了一些讽刺之句，还不一定是讽刺改革的，但他们就以此弹劾苏轼。宋朝的御史和谏官是最有权威的一群人，他们的意见不仅大臣，就是皇帝也经常不得不听。因此，苏轼被抓，就连皇太后说情都不行，关了108天，以贬官处理结束。
很多人都认为苏轼的贬官，是王安石使的绊子，事实并非如此，是皇帝的意见，御史“观风”的结果。从此，苏轼成了改革的反而典型，一有风吹草动，朝廷就贬苏轼的官，从湖州贬到黄州，再贬到郴州，再到广州，最后贬到茫茫海外的海南昌化，贬了一辈子，最后平反了，却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王安石早苏轼15年去世，苏轼后来的悲惨遭遇，大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苏轼是个直性子，讲话不喜欢绕弯子，王安石变法有问题时，他批评变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上台，把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苏轼又认为有些变法不错，不应该废除。所以，他两边都不讨好，结果两边都开罪了。
苏轼是敬重王安石的，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王安石去世后，朝廷赐他太傅荣誉官衔，苏轼正好在贬官任上被召回，任中书舍人，宋哲宗命他为王安石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欣然应命，挥笔写就了这篇“制”：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
从这篇给皇帝代言的制书中，我们一方面可知到王安石去世时止，朝廷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积极的；另一方面，苏轼虽然几度贬官，但他对王安石是敬重是一贯的，否则以苏轼“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性格，他不会违心写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在违心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王安石在变法后期遭到一些非议后，宋神宗在百般无奈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一职，让他以江宁太守之职，到江宁（今江苏南京）休养。解职罢相，心里总会有些不快吧，很多政敌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一幕的，泛泛之交也想在记忆中将他抹去，这个时候，苏轼还到江宁特意看望王安石，在那住了七八天，二人天天促膝交谈，俨然莫逆。可见二人关系是非常好的。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虽然已经远去了，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政治，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敬佩，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