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名作《岳阳楼记》，以其立意高迈、抒情真切、写景雄奇而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背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
这篇名作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围绕着这篇仅有360字的散文，千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拟就范仲淹究竟是否到过岳阳楼，宋代撰写“记”一类的文字是否一定要亲历其地，当时同辈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传奇”之作或不以为然，明代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等等问题，一一剖析，以厘清事实，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岳阳楼记》，并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疑生于后世
自庆历六年《岳阳楼记》问世，从北宋到南宋，二百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的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的，如南宋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
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意思是他的好朋友张栻（敬夫）请他撰写《曲江楼记》，他无法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样亲自去看一看，只能将敬夫提供的材料梳理编排出来，加上自己的感想以成文。很明显，朱熹认为范仲淹到过岳阳楼。
提出此点疑问，不知起于何时何人。
现代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学者，多认为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范仲淹自署《岳阳楼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其时作者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无可辩驳的。
他们还说，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为什么能把八百里洞庭湖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此逼真？道理很简单，他到过太湖、鄱阳湖。他曾出知苏州，并因官职调遣多次往来于苏杭间，有机会游览太湖。他又曾被贬知饶州，流连于鄱阳湖。他正是综合概括了太湖等江南湖泊的特色，以此联想洞庭湖的自然景色的变化，并看了滕宗谅寄来的《洞庭秋晚图》，参以唐贤今人的诗赋，才逼真地描绘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达到使人恍如亲临其境的效果。
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前提是“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恰恰是这一点，也还有探究的余地。
二、《岳阳楼记》的来历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同僚好友。范仲淹在西北经略边防事务，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泾州，与范仲淹密切合作，抗御西夏。范仲淹调京参政，推荐宗谅知庆州。滕宗谅是一位有抱负、很能干的人，他在办理公务时，常常为达目的，不注意方法甚至不顾及规矩。在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西北前线，他为了搞好与地方酋豪的关系，减弱西夏政权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基础，花去了大量的钱财，大大越出了预算，被检举擅自动用公使钱，一直闹到皇帝那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营救，对方韧劲十足，事情久拖不决，滕宗谅最后终于得罪，被贬到了岳州。到了岳州以后，滕宗谅勤于公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他知道重修岳阳楼一定要花很多钱，也许是吸取了在西北战场的教训，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
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
“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就是既没有动用政府的公款，也没有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搜括。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发了一个告示，要求民间凡有别人欠了多年而又不愿意偿还的债务，献出来帮助政府，由政府代为催讨，于是债主先行告发，欠债者争相献出，竟然得到了近一万缗的钱，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滕宗谅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钱库，将这笔巨款放在里面，也不设专门的主管官吏和账目，由自己亲自掌管。岳阳楼盖得“极雄丽”，“所费甚广”，而那些钱并没有花完，他占为己有的也不少。好个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经济问题”，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还有贪污的嫌疑，但老百姓不以为非，反而称其能干。这次没有人去告他，也就安然无事了。
看来，滕宗谅真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办法的人。但他的心胸并不开阔，总觉得自己在西北的那些事情是冤枉的，钻在里面跳不出来。朋友们去祝贺岳阳楼落成，滕宗谅竟说“落什么成，我只想依着栏杆大哭数场”，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这些事，想必作为同年好友的范仲淹也是知道的。庆历六年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宗谅希望有一篇“记”以张大其事，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这支大手笔，而范仲淹也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于是就催生了这篇名作。
三、《求记书》
滕宗谅没有文集传下来，他为求《岳阳楼记》而写给范仲淹的信保存在方志里面，信的名称叫《求记书》，其文篇幅几乎是后来求到的《岳阳楼记》的两倍，内容很值得玩味。
滕宗谅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
岳阳楼虽然历史悠久，经过精心收集，才发现前人留下的，只有篇咏，“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而一座著名的楼观如果没有一篇好的记，“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这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怎么办呢？
滕宗谅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使后人知道我宋朝有人。写信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请范仲淹来写一篇记。
《求记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关键：“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就奇怪了，滕宗谅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您大驾光临了吗？
由此看来，滕宗谅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那么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是极有可能的了。
四、撰“记”本不必亲历其地
滕宗谅的这种做法，在宋代是常见之事。
滕宗谅在岳州短短两三年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兴学校、修水利等等。据初步查证，他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以外，一封给尹洙求《岳州学记》，一封给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的文章都求到了，而滕宗谅写给尹洙、欧阳修的信则已佚失。
尹洙《岳州学记》，第一段以“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已”起首，是有关办学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可能出自尹洙本人的胸臆，也不排除在滕宗谅的信中有此内容。第二段记述滕宗谅在岳州的作为，其内容应该出自滕宗谅写给尹洙的信。第三段记述了滕宗谅的遭际，称颂滕宗谅在“由大而适小”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整篇文章表明，作者也没有去过岳州，没有实地考察岳州州学。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八月，而由文中的“今年录其事来告”之语，可知滕宗谅的求记信写于同年。
欧阳修的散文《偃虹堤记》，其撰文之缘起与《岳阳楼记》全然相同。文章开头即交代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以“予发书按图”起首，记述偃虹堤的具体情况和滕宗谅的深谋远虑。“发书按图”，就是拿出信，打开图。可以想见，欧公的这篇文章，其所记录的情况，均来自滕宗谅的信中。最后一段是议论。看来欧公写这篇记的时候也没有到实地去考察过，是可以肯定的了。
欧阳修和尹洙的文章写法套路比较接近，只是欧阳修没有回顾历史而已。
以上两例均与滕宗谅有关，再举两个与他无关的例子。
欧阳修的名文《李秀才东园记》，首句叙作此文之由说：“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所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又是以一封书信请人作记。当时欧公在洛阳，而李秀才的东园在随县。欧阳修的文章先写随的历史，再写李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少时与李氏诸儿为玩伴的乐事，最后发感慨说：“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明，欧阳修并没有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再一次去过李氏东园，但他巧妙地避开了具体的写景，而以历史资料和回忆代之，文章仍然写得很动人。
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是一篇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好文章。文章第一段写真州之形胜及东园之来历。第二段首句说，“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以下全借子春的话写东园之美景，段末云，“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第三段还是借子春之语而叙。最后一段说，“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这里的“书”是记录的意思。整篇文章都是记述子春的口头描述，当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
以上三例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情况。再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就是前述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其文之格局与《岳阳楼记》颇为相似。张敬夫守江陵，修了一座曲江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就是张栻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作一篇记。而他“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得前往寓目，“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其所发感慨和所表达的思想亦很相似：“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于戏悲夫！”说明在当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已经有巨大的影响。
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避实就虚，或移花接木，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历史资料和往事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或索性要求对方详细口述，再形之于笔墨。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应该是惯例。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范仲淹不能亲临岳阳却写出了《岳阳楼记》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因。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提。
五、《岳阳楼记》文本分析
现在回过头来用同样的视角考察一下《岳阳楼记》文本本身：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是交待性质的文字，“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云云，显然出自滕宗谅的《求记书》。
第二段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总写巴陵洞庭胜状，应出自前人之记述以及过去之印象。以下笔锋一转，“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表明要描绘不同的情景感受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最有名的写景、抒情的文字，文字极其优美，但都是假设。一个人如果去了实地，写实景，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奇的想象之景。但这些想象也是有依据的。如关于洞庭波浪：“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关于天和水：“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与一碧万顷相关的：“层波万顷如熔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与皓月千里相关的：“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贺《帝子歌》）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一定查阅了大量前人歌咏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赋，融进了自己的文章之中。
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
经过以上考察，已经可看得很清楚了，这整篇文章除了第一段以外，没有真正的实写，一段总写和两段分写都是假设中的情景，至于最后的议论，更是出自肺腑。当然，假设中的情景，也绝非凭空撰造，是有平时的生活积累的。
六、范仲淹到过洞庭湖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内证、外证都已具备，无可怀疑了。但范仲淹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岳州甚至洞庭湖呢？不是。
滕宗谅《求记书》云：“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说明滕宗谅读过范仲淹许多相关诗文，深知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又能“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写出好诗文，对于君山洞庭，也一定能“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的，“素尚”二字，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正是《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皓月千里”。
景佑元年(1034年)元月，他又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着离骚。”既曰“回思洞庭险”，必然经历了洞庭风波。
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云：
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晩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
这是一首写给滕宗谅的诗，“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与岳阳楼周边的景观相合。“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云云，语含规劝之意，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吻合。
此外，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临湘市民间多次重修的《毛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范仲淹在岳州府临湘楚里中(在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岳阳楼区梅溪乡境内)购有田产。范仲淹购田产应在他的邓州任上，而滕子京在岳州的任上。后来，范仲淹的孙女即范纯仁的女儿同苏州太守、岳州人毛斌公的儿子祥公结婚，范仲淹就将这份田产作了陪嫁物。
七、第一时间的评论
《岳阳楼记》问世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美誉。但其朋友圈中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则不是如此。
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但在散文中使用一些骈语，是常用的写作手法，何奇之有？尹师鲁谓《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尔”，陈师道说传奇就是“唐裴铏所著小说”。《岳阳楼记》的写作手法竟如唐传奇？尹师鲁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
据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朋友尹师鲁，有一次，范仲淹为人写了一篇墓志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去了，突然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明日给尹师鲁看了。尹师鲁说，老兄你名重一时，所写的文章，将为后世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不能不谨慎啊。然后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范仲淹听了，摸着自己的额头说，幸好让您看了看，否则就会发生失误了。看来，范仲淹在尹师鲁面前非常谦虚。那么在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之后有没有先给尹师鲁看过呢？不能确定。但尹师鲁一定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作出了评论。
上文已经说到，滕宗谅谪守岳州以后，颇有作为，做了几件大事，一时兴起，广发求记之信，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请尹师鲁写《岳州学记》，请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他的面子很大，三篇记都求到了。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应该都是互相知晓的。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与他本人的文章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范仲淹的大段写景，凭借的是超凡脱俗的丰富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景色的描绘，又都是为他最后提出观点服务的，尹洙有些不理解，“记”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跳出时空而且几乎全用对语来写作呢？这就是“传奇体尔”所表达的含义了。
至于欧阳修，据《可斋杂槁》尤焴原序：“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髙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欧阳修同时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虹堤记》，他既没有到岳阳去亲眼看一看，也没有如范仲淹那样花许多心血精心撰写，而是纯以滕宗谅的信中所说的话排比成文，聊以塞责，说实在的，在滕宗谅求得的三篇文章中，古文大师欧阳修的这一篇是比较弱的。但他见到范仲淹的文章以后，就有点不服气了，颇不以为然。这其实是一种妒忌。所以尤焴并不赞同欧阳修的态度，而对范仲淹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八、《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
范仲淹的这种写作手法，是不是前无古人的、首创的呢？
明朝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他认为《岳阳楼记》是模仿唐朝吕温的《三堂记》而作的，不过《岳阳楼记》比《三堂记》写得更好。
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任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为文颇富文采，其《凌烟阁勋臣颂》等传诵一时。他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
两篇文章的写法确实比较接近。大体都分为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三大部分，写景又都有总写和分写，分写均按季节。不同之处在于，《三堂记》的缘起中有一段议论性质的虚写说明宗旨，《岳阳楼记》则直接交代文章缘起；《三堂记》写景总写很简单，四时之景则分春夏秋冬，《岳阳楼记》写景总写很有气势，分写则只有春秋两季；最后一段表达思想观点，则一详一略。
从文章构造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来说，显然是同多异少，若要说范仲淹从吕温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是可以肯定的，若要说范仲淹模仿了吕温的文章，也能说得过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收到滕宗谅的《求记书》，范仲淹查阅了许多“唐贤今人”的有关作品，《求记书》提到的吕衡州（有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文集，一定是阅读的重点之一，于是从集中的《虢州三堂记》得到了灵感。
但要说两篇文章的高下，也是很分明的，范高于吕。在写景方面，范既更为精致，更有节奏感，而又更为简明，更有气势。在思想观点的表达方面，《岳阳楼记》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第二部分已经将情和景结合在一起，景中有情，情从景出，第三部分更是口吐金石、简明扼要、易记易诵，而《三堂记》全文不够精炼，三个部分缺乏有机联系，情与景甚少结合，所表达的思想，未能达到掷地有声、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孙绪谓“《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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