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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锋——友谊的开端
欧阳修与范仲淹的交往之始，很具有戏剧性。宋仁宗执政期间，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准备实行政治改革。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四月，深孚众望的范仲淹从陈州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负责向皇帝进言）。欧阳修此时正在西京洛阳，他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本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毫不犹豫地给后者写了一封信：《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里对范仲淹说道：七品官的司谏，对于您来说，没有什么可喜的。而我们大宋朝廷，能与皇帝随时讨论国家大事的，只有宰相与司谏（别的官员只能负责本职，不能越职言事），因此，谏官的作用，就非同小可了。他说：“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您看，宰相和司谏能与天子“争是非”，纠正天子的错误，这是重要的工作岗位啊！如果司谏的言论能被朝廷采纳，那么，结果是：不但“言行“，“道亦行也”——你所坚持的正确道理也能大行于天下了。
在欧阳修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往往喜爱当谏官——虽然薪水很低，但由于其言行能影响皇帝的决策，对国家政治能发生全局性的影响，加之宋代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因而敢于说真话、敢于对皇帝谏言的风气很浓厚。
大力提倡说真话的欧阳修看来，一个搞政治的人，不敢说真话，是不可以的。他此刻担忧的是：范仲淹上任以来一段时间，作为谏官，竟没有一句对皇帝的建言，因此，他在信中这样说道：“您才从陈州被召到京都时，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说道：‘我可认识范君，太了解他的才能了。这次他来到京城，不被任命为御史，就一定被任命为谏官’。一到任命的消息传来，果然如此。于是大家又议论说：‘我了解范仲淹君，知道他是个贤人。以后有一日听到有士大夫面对天子，以鲠直的言辞，正义之色，对皇帝进行论争规劝者，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我们的范君啊！’自从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踮脚久久等待着您在朝廷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而最终等来的，是您一点言论都没有发表……”（原文见注解一）欧阳修对他这位素未谋面的同僚，期待是多么殷切！范仲淹能不动情吗？
在这封信里，欧阳修甚至还向范仲淹发出了“警告”：“九卿、各部的官员、州县的长官、主管某方面的职务，他们便承担某一职务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国家大事，也应当承担着国家的责任。然而从宰相、九卿到下面各级官吏，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责备，谏官失了职，他们会受到正直君子的讽刺，有关部门的法令，只在短时间发生作用，君子的讽刺，著在典册上，清清楚楚，过了百代也不会消亡，这是非常可惧的啊。谏官这样一个七品官，承担着天下的重任，又要惧怕百代的讥讽，这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注解二）
欧阳修这一段话语，为范仲淹这样有庄严历史责任感的士大夫提了醒，可以想见，对他的思想冲击，是极大的。接到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以极大的气魄，发动了庆历革新运动，在北宋掀起了一股改革高潮。这与他的胆识、学养，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与欧阳修那出以公心的激励，也有一定联系。二人的结识，友谊的建立，是从这一封信开始的。
出以公心——决不沾光的交谊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王朝重新启用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掌管兵事。这时，他想趁机召用欧阳修为掌书记，跟随在他身边，而欧阳修却推辞了。他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过去我支持你范仲淹，并非为我一己之利，我可以和你一起被贬，却不一定与你同升”）。“同其退”，指的是在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因极力推动改革被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为范辩护，自己也被贬向夷陵（今湖北境内）。
范仲淹成为边防主将，并准备打造得心应手的队伍时，他邀请欧阳修来到自己麾下做掌书记——用自己的熟人或朋友共事，这是在古代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与人们的处世常识相反，欧阳修并未接受范仲淹的邀请，他坚持“不同其进”，终于没有进入范仲淹的幕府，“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的高风亮节，也从而彰显于世，令人钦仰。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两位男子汉政治家之间高尚情谊的深厚博大之基础。
挺身而出——再一次论救志同道合的朋友
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好梦不长，那些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到处散步流言蜚语，说范仲淹等人在结朋党，搞专权。这一着果然奏效，弄得仁宗急忙拨转改革船头，将革新派的范仲淹、杜衍等大臣罢官外放，“庆历新政”夭折了。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听到了范仲淹等人被免职的消息，他寝食难安，挥笔写就《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竭力论救杰出的改革者们。他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钉，终于被流言蜚语所谗害。本年，谏官钱明逸诬指欧阳修与其甥女张氏有暧昧关系，侵吞张家财物。仁宗派人调查，结果，“券既弗明，辩无所验”（《谪滁州制诰》），但无辜的欧阳修也竟因此被免去现任职务，放至滁州做太守。这对他的身心，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就是在庆历六年（1046）这一年，文学史上的一次思想艺术火花碰撞的奇异景象出现了。两篇光耀中华文坛上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同时诞生了。前者为被贬知邓州的范仲淹所作，后者为被降职于滁州的欧阳修所作。两篇名作，都采用了关于楼阁亭台的记体散文这一文体——此种文体，不拘一格，最易于题外发挥，亦正是宋人所长也；两篇名作，心灵息息相通。范仲淹欢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所欢乐者——“人知从太守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范仲淹之文，对比鲜明，热烈唱叹，欧阳修之作，舒缓沉吟，涉笔成趣。二者风格各有不同，然而抒发“先忧后乐”的怀抱，却是相通的。这两位一贬邓州、一贬滁州，南北音信难通的政治家，决没有想到当自己在通过记体散文抒发怀抱理想时，挚友也正提笔构思，用同样文体抒写同样的情怀。悬想二贤当读完对方的文章后，一定会会心地掀髯一笑吧！
倾诉真情——毫不做作的私人交往
从领导能力与地位上说，范仲淹都高于欧阳修，而后者虽然是革新中一成员，他的政治家素质比范仲淹毕竟稍逊一筹。然而欧阳修并不因此就在范仲淹面前缩手缩脚，范仲淹也并未以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要求欧阳修等士大夫紧密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人周围。他们互相爱护，互相批评，开诚布公，实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家关系的典范。由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密切合作，又都是高层领导人物（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而他们之间，并非总是扳起面孔，一本正经的模样。他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已经达到了不假掩饰的地步了。我们阅读范仲淹的集子，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铁骨铮铮的汉子范仲淹，在他政治生涯中最感无奈之时，用他少见的消极、脆弱笔调宣泄牢骚，而倾听他的牢骚话的，恰是他的同僚欧阳修：《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嘲笑着三国的曹操、孙权、刘备，他们把一生的心力都用在你争我夺上，哪里比得上那天天以喝酒度日的晋朝人刘伶？他还感叹，人生总没有能活到百岁的。幼年时不知事，等老年时，又衰弱得不成样子。只有中间青壮年最可宝贵，怎么会忍心用这宝贵时间追求功名呢？即使做了一品大官，或百万富翁，又怎能躲避那衰老的规律呢（牢骚归牢骚，范仲淹还是一直努力工作的）？
请看，这么消极的话语竟出自范仲淹这样的高层领导（范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他将这一作品，赠与欧阳修，正表明了他与欧阳修的关系之不一般。在欧阳修面前发发牢骚，说点泄气话，这对刚毅的范仲淹来说，是必要的——他心中的脆弱之处，只有在知心人之间的发泄，才真正产生一吐为快的目的。
发人深省的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深情厚意与从政的高风亮节，不只是发生在范欧之间而已，这样的事例还可以找出不少。至于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不是专文讨论的任务，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宋朝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的基本国策，是最值得关注与思考的。
我们知道，宋朝作为一个王朝，它最突出的国策之一，就是对读书人的空前的重视。宋朝的国家各级领导人，大都是经过科举的读书人，而且宋朝自宋太祖以来，实行着一个中国古代史上独一无二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改变）此誓者，天必殛（杀戮，惩罚）之”（此誓词在古籍中引用极多）。这誓词在中国专制古国史上犹如一声惊雷，它保障着文人士大夫的身家生命安全，这就使得文人敢说真话，有着相对独立的人格与独立思考的空间。我们看到，在宋朝诗文中很少有阿谀奉承之作，勇于批评朝政的语言比比皆是，其根源就在于此。宋太祖的誓词宣布的“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话语，以天的名义（古人认为“天”是最正义的），来惩罚那些诛杀士大夫的君主，更增强了文人士大夫的尊严，空前提高着他们的对于天下事的责任感，提高着他们的思想境界。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把读书人划为改造对象（其中还细划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只学习一种核心学说，甚至视其为洪水猛兽，大力批斗，围剿，乃至武斗出手，造成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家破人亡的绝境，那就谈不到繁荣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更谈不到说真话，而且会严重污染社会空气，造成整个社会都不敢说真话的严重后果。这是民族的大悲哀。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沉痛历史教训的工作，现在还没有真正全面开始。
欧阳修与范仲淹等宋人的情谊，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有研究之必要的。若想使中国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让他们有着比文化繁荣、“文质彬彬”的宋朝更广阔的思想自由独立空间。在这方面，宋朝已经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让我们借鉴宋人的经验，走出宽广的自由民主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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