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战国策 秦策三》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
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
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若将弗行，则久留
臣无为也。
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
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虽以臣为贱
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后无反覆于王前耶？
“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
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
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
凋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
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攻已。
“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
耶？已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耶？非若是也，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
足下而入之。”“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说，使人持车召之。
翻译：
范睢得王稽之助来到秦国，他献书昭王说：“臣听说明君主政，有战功的必然得到奖赏，有能力的一定授予官职；功劳大的俸禄多，战功多的爵位高，能治理民众的官位高。没有才能的不会让他任职，有能力的不会被埋没。
假如大王认为臣说得在理，就请大王依计试行之，臣自信能有益于治道。如果明知其利而不行其道，那臣即使久留于秦也枉自无用。谚语道：‘一般的君王行功论赏，总以好恶而施，而英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总是赏有功而罚有罪。’
现在，我的胸膛挡不住杀人用的垫板，我的腰板抵不住利斧，我怎敢拿毫无把握的计策上献给大王呢？臣虽鄙贱不足以闻，大王又难道会认为举荐臣的人（指王稽）胆敢欺诈大王吗？
臣听说周之砥卮、宋之结绿、魏之悬黎、楚之和璞，都是为璞所遮的美玉，最初玉工都不能辩别，历经波折最终成为天下名器。既然这样，那么圣王所遗弃的人难道就不能使国家富强吗？臣听说善于治家的，在国内招致人才；善于治国的，更到诸侯国中寻觅良臣。
正因为天下有明君贤主，各诸侯国才不可能专有贤士。究其原因，在于昏庸的诸侯们空有眼珠，不能识才，而任人才流动。正如良医能预测生死一样，明主能够洞察事情的成败，有利则为，有害则不为，疑惑不定则尝试而为之。这是尧、禹、汤等圣主也无法改变的通则。
至关重要的言语，臣不敢写在这里；而一些肤浅的话语又不值一说。臣内心惴惴不安，也许是臣的愚味无知，使言语不符合大王心意？还是由于推荐臣的人出身鄙贱，大王认定他们的话不足相信？
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么我的意思是，希望大王能稍微腾出一点游览观赏的余暇，我将当面进言。”这封自荐的奏书献上后，秦王十分高兴，向王稽表示了荐举贤才的谢意，再派车马去召请范睢。
原文：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正，有功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若将弗行，则久留臣无为也。
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虽以臣为贱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后无反复于王前耶？
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凋荣也。
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
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抑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耶！非若是也，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
此文出自战国时期·刘向《战国策·秦策三》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
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汉代楚国彭城，仕于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任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
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谚语说：‘昏庸的国君奖赏他所喜爱的人，惩罚他所憎恶的人。英明的国君就不是这样，奖赏一定要加给有功的人，刑罚一定要判给有罪的人。’现在，我的胸膛挡不住砧板，我的腰板抵不住斧钺。我怎么敢拿模棱两可的政治主张，来轻意冒犯大王严峻的刑罚呢？虽然认为我卑贱就对我轻慢侮辱，难道对于推荐我的人，他对大王到底有无欺诳，您就能不予重视吗？
“我听说，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氏，这是四种宝玉，虽然工匠不能辨识，可是它们仍然是天下有名的宝器。如此说来，明主所不要的，难道对国家就没有重大的用途吗？我听说，善于使家中富厚的，就要取之于国；善于使国中富厚的，就要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那末，诸侯也就不可能独据富厚之利。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昏庸的君主舍弃了杰出的人才，而不能任用他们。高明的医生，可以知道病人的生死，贤明的君王可以预见事情的成败，认为有利就该实行，认为有害就该舍弃，认为有怀疑就不妨稍加尝试，以探明究竟。这些道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活到现在，也是不能改变的。
“话说得深了，我又不敢写在信上；话说得浅了，又没有意思，也许是因为我愚蠢无能，所说的话不能使大王中意，要不，就是因为推荐我的人地位低下，不足听信。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我的意思是，希望大王能稍微抽出一点游览观赏的馀暇，我将当面进言。”
秦昭王看了信，很高兴，就听了王稽当初荐范雎的话，派专车召见了范雎。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同学~~~~自己翻译啊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