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费里尼不但对政治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在对宗教信仰上，他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立场。那组去教堂忏悔的情节中，神父对于小男孩的忏悔心不在焉，反而对一旁的鲜花如何插放斤斤计较，并不时走过去纠正，且最后连连问男孩是否手/淫，还说杂货店女人如何的风情万种。费里尼在此处对宗教也毫无留情的嘲讽了一番，由此可见，他的讽刺不是一针见血般的直接，但却在委婉、诙谐的迂回表达中让人印象深刻。 
墨索里尼政/府的独裁专政让小镇的冬天显得更加持久漫长，没有比空中飘着的蒲公英更让人赏心悦目的东西了，这春天的使者犹如一阵暖流，瓦解了人们脸上的寒霜，小镇上那凝滞的空气也瞬间流畅无比，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算是迎接春天到来的正式仪式吧，人们在鞭炮声中欢笑惊呼，围绕着篝火载歌载舞。费里尼选择春天作为影片的开始，暗喻他那激情的青春如春天般美好，如春天般令人蠢蠢欲动。丰满女性的身体，意大利小城的古旧街道，蔚蓝的大海等，这些带有费里尼标签的电影元素在《我记得》中同样存在且一个不少。 叛逆的小男孩永远得不到父亲的青睐，在小男孩的印象里，父亲永远是动辄歇斯底里般的嚎叫，而母亲则在这嚎叫声中沮丧而无奈的劳作着。学校里的课程让人奄奄欲睡，或许唯有在课堂上恶搞一下才感觉兴奋些。放学后的时间才算是真正的青春激情的开始，追逐着心目中的红衣女郎，模仿着她走路的姿势，仿佛心中那莫名的骚/动和不安也随着哄笑声逐渐平息和远离。在影片中，成熟性/感的红衣女郎显然是性/欲的象征，少男们懵懂而茫然的，出于本能的追逐着心目中的女神，排遣着汩汩而来的性/冲动。同是意大利导演的朱塞佩·托纳多雷，在于2000年拍摄的《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中，无论是对小镇的那种压抑气氛的描述，还是对玛莲娜风情性/感的特写，抑或是对小男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中追逐玛莲娜的场景刻画上，都依稀可见费里尼的影子，都在向这部《我记得》致敬。 
我用电影手法去叙述与我思想合拍的一切事物：这里有真实的事情，也有幻想，有标新立异之愿，有自我表白、自我辩护，以及我的直言不讳。我渴望取悦于人，引人注目并教育他人。使自己成为一个预言者，一个目击人，一个醒世的丑角。 ——费德里柯·费里尼
意大利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895年意大利摄制了最早的纪录片开始至今，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在经历过一战后的低靡期和墨索里尼政/府的限制与利用后，终于在二战炮火的灰烬中迎来了意大利电影的春天。在这个时期，整个意大利百废待兴，人民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而具有记录现实，展示人们备受战祸侵害，反映人民自强不屈地对抗社会不公及憧憬美好未来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应时而生。在这个电影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出品了很多风格迥异的影片，从而也成就了几位在意大利电影史上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宗师级的人物。费德里柯·费里尼就是其中的一位。
费里尼的作品无任何的雕琢痕迹，叙事风格天马行空，他或许不会一下子就抓住你的心，但他那夸张荒诞的表现手法，和隐匿于镜头后桀骜不驯的影像风格却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无论是在他早期的《路》和《甜蜜的生活》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中，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延伸及反思，还是后来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八部半》和《我记得》中，对新现实主义的诠释与发扬，无一不彰显着他那无以伦比的天赋和对艺术自然的敏锐度。后来影评人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论述的“未来千年文学”的五个特征，来概括菲费里尼的艺术风格---轻逸、迅速、确切、可视性、多义性。 《我记得》是费里尼处于巅峰时期的作品之一。当时年已及艾的费里尼，在经过不惑之年的积淀和感悟后，对影像艺术越发地驾轻就熟，在该片中，他以杂而不乱的叙事结构，张扬诙谐的拍摄风格，在真实和梦幻之间，为我们缓缓铺陈了一幕光影盛宴。 张爱玲在文中曾写道：“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只此一句，小女人纤细敏感的心思尽显。然而在费里尼的电影世界里，回忆则变得五彩纷呈，是带来春讯的漫天飞舞的蒲公英，是父母无尽的争吵，是紧紧围裹着成熟女性胴/体的红色连衣裙的一张一弛，是杂货店老板娘那呼之欲出的豪乳，是冗长枯燥的一节节课程，等等…，这一切杂乱琐碎的人和事纵横交错，编织成了一张费里尼的回忆之网。既真实又虚幻，既怅惘又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