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抓住了18世纪后期文学界的叛逆心理，它们反对科学方法所要求的训练，反对理性思维，把它看做是启蒙运动理想的“狂热崇拜”对象，是僵化乏味的东西。随着浪漫主义的先驱开始成形，文学灵感被认为得益于自然界、直觉、个人才智、幻想、激情和冲动的哺育。那正是一场精神状态自发转向的开端，最终它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情况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开始摆向相反的方向。在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席勒（Friederich yon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都以积极参加狂飙突进运动而开始他们的生涯。
歌德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6岁在莱比锡开始大学的学习，在这里他写出了第一篇诗文和第一批戏剧。后来他到斯特拉斯堡学习，在那里遇到了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赫尔德为歌德早期参加狂飙突进运动铺垫了基础。赫尔德引导他领略哥特式建筑的优美、德国民间音乐的旋律，还使他接触了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那范围广阔、非经典的戏剧作品。歌德吸取了这一丰富的文化教育内容，他的多才多艺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书于1774年出版。这部小说对个人主义的赞美和文字的风格让人回忆起卢梭的伤感小说，而主角少年维特成了理想化的浪漫英雄。然而，对于歌德来说，狂飙突进运动只是少年的一段时光。他还要继续写他的史诗《浮士德》（Faust），还要对生物学和科学史有所贡献。评论家通常都把歌德和席勒看成是经典学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
对有些人来说，狂飙突进运动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其间涌动着一股来自深处的波涛，不以那种强有力的哲学面目出现，它就针对启蒙运动，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如果说启蒙运动赞美了科学及其过程与方法，浪漫主义则是在逃避科学。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世界性的，浪漫主义则是在赞美我们可以称之为“根”的东西，诸如民间音乐和民间故事。
运动的进展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在英国，它是法国革命的回应，是早期浪漫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华兹华斯（Wordsworth，1770—1850）和柯勒律治（Coleridge，1772—1834）对大革命后法国恐怖时期的回应。这三位浪漫主义者的抒情诗成为那场运动的标记。
歌德是科学家、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在德国，赫尔德信奉浪漫主义，把它看成是对法国智力模式的拒绝和对德国家园的拥护。
法国既是瑞士出生的卢梭的活动家园，又是推动浪漫主义发展的政治事件的所在地，但法国启蒙运动的力量还是拖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后腿，直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才迎来浪漫主义。
美国则几乎完全错过了浪漫主义运动，因为美国是“启蒙运动政府”的样板，整个就是按照启蒙运动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衡体系，具有合乎理性的结构。
尽管民族的骄傲和个人主义都是有益的东西，但因此而抛弃科学和理性则是不合逻辑的。可能除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以外，那些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反对者中，谁会愿意放弃这些已经进入他们生活之中的各项便利技术呢？即使梭罗，据说当他想品尝家庭美食时，他也要穿上徒步旅行鞋，走到慷慨的邻居家里，利用那里设备齐全的厨房进行烹调。
人这种动物有许多侧面，因而一定要给人性的多样化留有尽可能多的空间，人性发展的最大潜力就蕴藏于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成为科学家。敏感、天性和个人权利的差别，对于人类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是刻板地看待科学，忘记科学提供的诸多思想并且抛弃理性思维，就等于文化自杀。
在浪漫主义的时代里，科学的命运及其对自然背后奥秘的不断揭示，似乎预示着前面的海面将是风大浪急。但是19世纪的科学仍然大有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发现不断涌现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由于有了对人类的重新发现，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看待自己的方式。对地质学的发现，将改变我们对地球的理解。对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的认识，将改变我们看待宇宙及其运作机制的方式。未来的日子也许会带给我们认识上的大彻大悟，但同时还有旧观念与新事实的令人困惑的冲突，这一不断变革、自我纠错的人类奇观，我们称之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