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是管理音乐的官府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最初含义。乐府早在秦代就已设立，一九七七年，在秦始皇陵墓附近出土的编钟，上有用秦篆刻记的“乐府”两字，说明秦时已有了这种机构。汉沿秦制，乐府作为一种官署保留了下来。经
汉武帝时大规模扩充，汉乐府在音乐的收集、整理、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又试图通过乐府机构，采集民歌，以了解民情，于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纷纷被保留下来。魏晋六朝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至唐代，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
《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都未入乐，但都自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出来的乐府的精神实质，而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
中国秦﹑汉至隋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后世亦指有关音乐文学的体裁。
秦﹑汉间的乐府建置 乐府建置始于秦代，与“太乐”并立﹐分属内廷掌管﹐根据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错银“乐府”钟。梁刘勰﹑唐颜师古﹑宋郭茂倩及郑樵﹐皆据
《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把“乃立乐府”解释为始创乐府的建置。宋王应麟﹑清何焯等曾据
汉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异议。实则《史记·乐书》与
贾谊《新书》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关乐府记述。今人以为乐府始创于秦﹐汉初因袭之；汉武帝立乐府﹐应解释为乐府机构的大规模扩展。 （乐府钟秦 ）
哀帝罢乐府与晋﹑隋间的太乐乐府 公元前7年﹐
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下诏：“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对于这一史实﹐有“罢（停办）”﹑“省（精简机构）”两种解释。《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述：当时的乐府员工﹐经过裁减﹐余下47％﹐并入太乐机构。晋﹑隋间﹐有“太乐乐府”之名﹔《隋书·音乐志》郑译乐议讨论“三声并戾”﹑“三声乖应”问题﹐前称乐府﹐复称太乐﹐可见这一时期乐府与太乐仍为同一机构。唐代在太乐署之外﹐无乐府之名﹐另设教坊与梨园。此后就不再有乐府机构的设施。
乐府与雅﹑俗乐的关系 汉初乐府令夏侯宽为《安世乐》“备其箫管”﹐属雅乐的礼仪活动﹐其乐实为当时民间俗乐的“楚声”。武帝时﹐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间俗乐从事郊祀礼仪活动。晋﹑隋间太乐乐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乐署仍然兼管雅﹑俗乐。这些史实说明中古以前﹐太乐或乐府作为音乐机构与它们所管理的音乐之间﹐并无严格的雅﹑俗界限。太乐或乐府作为宫廷机构﹐所掌音乐的种属往往与君主的好恶有关。君主中有为的创业者如
汉高祖﹑汉武帝﹑
唐太宗﹐都是思想豁达﹐不拘泥于雅﹑俗之见的﹔
隋文帝有所偏颇﹐但他所提倡的“华夏正声”﹐实为南朝“清商乐”﹐不过是以前代俗乐为雅乐罢了。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以为太乐掌雅乐而乐府掌俗乐的分立二署之说﹐是宋代以后雅﹑俗异流思想的反映﹐实以后代制度推论前事。
乐府与乐府诗词 音乐文学的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已成通例﹐最是出现这种用法的是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编
《乐府诗集》﹐用乐府二字来概括入乐的诗歌。再晚﹐某些文人将套用歌词体式的不入乐的诗﹑词﹑曲亦皆名之为“乐府”﹐则是名词的混用了。
两汉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体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新的范本。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诗歌时写道：“自孝武立于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死的人生态度。
乐府诗的分类 魏晋时期，旧的乐府歌辞有的还在继续沿用，有相当数量的两汉乐府诗流传于朝廷内外。六朝有些总集专门收集乐府古辞，其中主要是两汉乐府诗，至梁沈约编纂
《六书》，其《乐府》收录两汉乐府诗尤为众多。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把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谣歌辞中，而相和歌辞数量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