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的原文：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
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
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
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
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
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
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
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
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
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
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
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
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
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
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
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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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赏析：
《琐忆》作者没有用长篇大论或重大的事件来论述和表现鲁迅怎样崇高，怎样伟大，而是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细致入微地刻画了鲁迅的性格。一些事情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而且彼此也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连，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只不过是些“琐忆”。
但实际上它们都包含着深刻的意义，都反映出鲁迅性格的重要方面，本质方面；这就是文章开头就点出的鲁迅自己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不但如《琐忆》作者所说是鲁迅“自己的写照”，“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
也是《琐忆》全文所要集中表现的题旨。实际上，《琐忆》就是围绕着这两句诗展开的，许多具体事例都是为了表现鲁迅性格的这两个重要方面。文章开头就引用了这两句诗，中间又重复引用，可以说这两句诗在全文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在《琐忆》中，作者着意写了鲁迅是怎样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待青年，他更是热情关怀，耐心帮助，真正做到爱护备至。《琐忆》的作者自己就是受鲁迅影响，得到鲁迅热情关怀和帮助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后来在文学事业上特别是在杂文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和鲁迅分不开的。
据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收入《向鲁迅学习》，1953年平民出版社）写到，他初次和鲁迅晤面，是在上海三马路一个叫古益轩的菜馆里，是在由《申报·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宴请撰稿人的席上；那时他“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在这之前，作者虽未能与鲁迅结识，却对鲁迅仰慕已久。特别是他当时也写杂文，发表时署名“唐弢”，因而被人疑为鲁迅，这就使他不期而然和鲁迅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但结识了鲁迅，而且有可能更直接地受到鲁迅的教诲，从更近的距离亲身感受到鲁迅思想、人格的温暖。
文章反复强调：“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的确，鲁迅对待青年，何止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
他简直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哺育他们，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创造条件以便让他们健康成长，为了保护他们而同一切反动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很早就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始终站在斗争前列。
他帮助青年组织文艺社团，办刊物，耐心为青年看稿、改稿，甚至抄稿；他倾自己的全力解决青年的困难，大至政治上的保护，小至经济上的支援。青年们视鲁迅为导师，而他却从不以导师自命。《琐忆》所举鲁迅怎样对青年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事例，只不过千百中之一二。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后来他又对许广平说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转引自许广平《献辞》）《琐忆》中还提到鲁迅替一个不太熟的青年上街修补靴子的事，不正具体说明了鲁迅对待青年的宽厚、慈爱，确实是伟大的“孺子牛”吗？
鲁迅对青年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起初，他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来必胜于现在，因而对青年缺乏阶级分析。一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的教训，鲁迅才完全认识到对待青年也要作具体分析。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琐忆》作者问到鲁迅替不太熟的青年修补靴子一事时，鲁迅会“微笑着打趣”承认自己是“进化论嘛”，
并且接下去严肃地说：“进化论牵制过我……但也有过帮助。”这说明，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他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他从来不隐瞒自己思想中的弱点、缺点，不否认自己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这也说明，鲁迅分析问题不搞绝对化；而是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进化论对自己的影响。《琐忆》虽然只是记了一个“掌故”，只是写了鲁迅由此而发的一点议论，却接触到鲁迅最重要的思想，突现了鲁迅的作风和性格。
“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这是鲁迅在逝世前一年在一篇题为《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说的话。鲁迅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在热爱人民大众，爱护革命同志的同时，对各色各样的敌人怀着强烈的憎恨。
正如人们所说，鲁迅像一团火，他给人民以光亮和温暖，却无情地烧向敌人。《琐忆》在论鲁迅平易近人时，也引用了上面提到的话，并且用了很大篇幅写鲁迅对待敌人的态度：“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用很多笔墨写鲁迅对待敌人是怎样地“怒目而视”，而是主要写了他的幽默和讽刺的才能，突出了一个“冷”字。这表现了作者对鲁迅战斗精神和风格的深刻了解。鲁迅在世时，很多人说鲁迅喜欢“冷嘲热讽”。
的确，“横眉冷对”就包含了对敌人最大的轻蔑和冷嘲，讽刺幽默也就是最尖锐最典型的冷嘲方式。过去有些人总喜欢把鲁迅描绘成“金刚怒目”式；“文化大革命”当中，更是把鲁迅歪曲成只知道“打！打！作战！作战”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鲁迅不但对自己人，对人民是平易自然、慈祥可亲的，就是在对敌斗争时也并不是只知道一味地斥责，有时却是谈笑风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这正是“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
《琐忆》作者根据自己同鲁迅的实际接触，自己对鲁迅的了解和理解，才着意刻画了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战斗特点，鲁迅远比一般战士更丰富深刻，更生动灵活。
《琐忆》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和一些写景抒情的散文不同，它重在回忆、怀念人物，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作者运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其中包括用对比的手法，写人物的外貌与写人物的内心相结合的手法，通过具体事例展示人物精神性格的手法，以及适当地插入一些议论的手法等等。
写对鲁迅的敬爱，不是一开头就写这种感情，而是先写由于听见一些人的歪曲、误解，未见鲁迅之前对鲁迅就有相当的敬畏，一旦见面，误解全然冰释。这一对比，一下把感情燃烧到炽热点，使人对鲁迅的慈祥、平易坚信不移，产生“确乎如此”的艺术效果。
从结构说，这样起头，也给人不同凡响的新鲜感。文章表现鲁迅的精神，自始至终突出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两个方面，把对青年的爱护、教导和对敌人的憎恶、讽刺对照着写，既全面真实地表现了鲁迅的伟大，又使人对鲁迅产生深刻的印象。
对于鲁迅，作者四次描写了他的面貌举止，不但增加了读者对鲁迅的直接具体的印象，而且很好地展现了鲁迅的性格情绪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浓黑的胡须”，“明亮的目光”，“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正衬出了一位坚定、沉着、勇猛、顽强的战士的性格。
在读到进化论后出现的“沉默”、“眼睛望着远处”不正说明鲁迅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是怎样反复地总结过，是怎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而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又怎样信心百倍地展望着未来吗？对国民党地方官僚的荒谬的嘲笑。
既表现了鲁迅幽默开朗的性格，也表现了他对当事者的极大轻蔑。古人说：“言为心声。”《琐忆》作者写鲁迅的思想性格，写他的博大胸怀、鲜明爱憎和犀利的政治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对鲁迅面貌和言谈举止的生动描绘的。
总观《琐忆》全篇，可以看到作者对鲁迅精神的精辟透彻的认识；感到他对鲁迅深深的怀念之情，一种最纯真、虔诚、崇高的感情。《琐忆》其实是忆而不琐，它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对我们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琐忆
《琐忆》
唐弢（中国近现代文学-散文）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
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
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
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
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
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
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
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
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
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本文写于1961年鲁迅先生八十诞辰，外文出版社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要作者写篇纪念文章，后写成此文同时发表在《中国文学》9月号和《人民文学》9月号上。本文写于1961年鲁迅先生八十诞辰，外文出版社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要作者写篇纪念文章，后写成此文同时发表在《中国文学》9月号和《人民文学》9月号上。
唐弢初中时家贫辍学，入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
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劳薪集》、《识小录》、《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
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另辑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
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学习现代文学的重要著作，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1959年调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兼《文学评论》副主编、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60年代后，唐弢主要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和有关现代文学的书籍版本为主。
1961年起，重新开始为《读书》与《人民日报》副刊撰写书话，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辑为《书话》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及理论批评方面：1962年12月出版了《创作漫谈》（作家出版社）。
1979～1980年，唐弢与严家炎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涉及作家近300人，文艺运动、流派、社团、作家、作品，均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评述其功过得失，对作品评价较注意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统一。
在文艺观点上，赞成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主张写真实，认为文学论文既要有科学性，也要有艺术性，不仅要注意思维方法也要注意表现方法。主张文学史不应该是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思想斗争史。应按文学史本身的发展来加以研究和论述。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和《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对鲁迅杂文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和鲁迅佚文的真伪鉴别都有独到见解。
参考资料：百度文库-《琐忆》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
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
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
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
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
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
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
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
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如果把这段话看作是他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解释，那么，“横眉冷对千夫指”呢？鲁迅先生对待敌人，对待变坏了的青年，是决不宽恕，也决不妥协的，也许这就是有些人觉得他不易接近的缘故吧。
据我看来，“横眉冷对”是鲁迅先生一生不懈地斗争的精神实质，是他的思想立场的概括。就战斗风格而言，又自有其作为一个成熟了的思想战士的特点。他的气度，他的精神力量，在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仿佛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讽刺显示他进攻的威力，而幽默又闪烁着反击的智慧。对社会观察的深刻，往往使他的批判独抒新见，入木三分。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几乎都是讽刺文学的典范，他的谈话，也往往表现了同样的风格。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和他谈过话为荣。
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了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人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
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而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
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抑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
这些谈话常常引起我好几天沉思，好几次会心的微笑，我想，这固然是由于他采取了讽刺和幽默的形式，更重要的，还因为他揭开了矛盾，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事物内蕴的深度，暗示了他的非凡的观察力。
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日本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权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
书店把我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撒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红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您看，还给我加批呢。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一代看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流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你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
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又觉得精神百倍了。在苦难的梦魇一样的日子里，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他的深刻的思想时时散发出犀利的光彩。说话时态度镇静，亲切而又从容，使听的人心情舒畅，真个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如坐春风”，唔，让人开怀令人奋发的春风呵！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一面仔细地吟味着每句话的含义，一面默默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然的话，我大概会呼喊起来。真的，站在鲁迅先生面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呼喊，我想大声呼喊：我爱生活！我爱一切正义和真理！
先在这里谢谢了.
部分文章片段
蒋坦《秋灯琐忆》
秋芙每谓余云：“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年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
秋月正佳，秋芙命雏鬟负琴，放舟两湖荷芰之间。时余自西溪归，及门，秋芙先出，因买“瓜皮”迹之。相遇于苏堤第二桥下，秋芙方鼓琴作《汉宫秋怨》曲。余为披襟而听。斯时四山沉烟，星月在水，铮鏦杂鸣，不知天风声环佩声也。琴声未终，船已移近漪园南岸矣。因叩白云庵门，庵尼故相识也。坐次，采池中新莲，制羹以进。色香清冽，足沁肠腑，其视世味腥膻，何止薰莸之别。回船至段家桥，登岸，施竹簟于地，坐话良久。闻城中尘嚣声，如蝇营营，殊聒人耳。……其时星斗渐稀，湖气横白。听城头更鼓，已沉沉第四通矣，遂携琴划船而去。
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荫，荫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俱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云：
“是谁多事种芭蕉？
早也潇潇！
晚也潇潇！”
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
“是君心绪太无聊！
种了芭蕉，
又怨芭蕉！”
字画柔媚，此秋芙戏笔也。然余于此，悟入正复不浅。
夜来闻风雨声，枕簟渐有凉意。秋芙方卸晚妆，余坐案旁，制《百花图记》未半。闻黄叶数声，吹堕窗下，秋芙顾镜吟曰：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
余怃然云：“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拭涕？”辄为掷笔。夜深，秋芙思饮，瓦铞温暾，已无余火，欲呼小环，皆蒙头户间，写趾离召去久矣。余分案上灯置茶灶间，温莲子汤一瓯饮之，秋芙病肺十年，深秋咳嗽，必高枕始得熟睡。今年体力较强，拥髻相对，常至夜分，殆眠餐调摄之功欤。
余为秋芙制梅花画衣，香雪满身，望之如绿萼仙人，翩然尘世。每当春暮，翠袖凭栏，鬓边蝴蝶，独栩栩然不知东风之既去也。
去年燕来较迟，帘外桃花，已零落殆半。夜深巢泥忽倾，堕雏于地。秋芙惧为狗儿所攫，急收取之，且为钉竹片于梁，以承共巢。今年燕子复来，故巢犹在，绕屋呢喃。殆犹忆去年护雏人耶？
秋芙好棋，而不甚精。每夕必强余手谈，或至达旦，余戏举竹坨词云：“簸钱斗草已都输，问持底今宵偿我？”秋芙故饰词云：“君以我不能胜耶？请以所佩玉虎为赌。”下数十子，棋局渐输，秋芙纵膝上狗儿，搅乱棋势。余笑云：“子以玉奴自况欤？”秋芙嘿然，而银烛荧荧，已照见桃花上颊矣。自此更不复棋。
虎跑泉上有木樨数株，偃伏石上。花时黄雪满阶，如游天香国中，足怡鼻观。余负花癖，与秋芙常煮茗其下。秋芙拗花簪鬓，额上发为树枝捎乱，余为醮泉水掠之。临去折花数枝，插车背上，携入城阙，欲人知新秋消息也。
令一版本琐忆》是唐弢先生1961年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此文从80年代初直至今日，多年来被收人高中语文教材作为传统课文，所以影响不算小。《琐忆》一文开头，引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纲总摄全文七个材料，分“憎恨敌人”、“爱护青年”两个侧而进行阐发，读者从文中所感知的信息，似乎《琐忆》材料全都是作者与鲁迅直接交往时的“回忆”，而高中教材也都将文中材料说成是鲁迅与作者的“七次谈话”。然而，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琐忆》中只有第一个材料，即唐弢“首次晤见鲁迅”属于作者与鲁迅的直接交往。此事在1934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据唐弢《第一次晤见鲁迅光生》一文(知识出版社《唐弢集》1997年1版)，当时《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古益轩茶馆宴请投稿者，“一面也是为郁达夫夫妇饯行”，参加者有鲁迅、钱杏邨队郁达夫夫妇、胡风、曹聚仁、徐懋庸、林语堂夫妇等，作者唐弢当时二十岁左右。鲁迅初次见到唐弢，便说“唐弢先生写文章，我在替你挨骂哩”，是指1933年11月22日陈代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载文《略论放暗箭》，将唐弢写的《新脸谱》误为鲁迅写的文章进行攻击。鲁迅在12月25日《致曹靖华》信及《伪自由书·后记》中亦提起过此事。之所以鲁迅替唐弢“挨骂”，一是因为鲁迅早年曾用过“唐俟”笔名，二是唐弢年轻时崇拜鲁迅而有意模仿鲁迅文风所致。由于这个材料是作者真正与鲁迅的直接交往，所以将鲁迅“平易近人”的一面刻画得颇为真实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