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文学史，满目尽是巨璧大家，放之长空则星汉灿烂，放之大地则高山林立。其中，苏轼就是那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宋代浩瀚长空的一颗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汉疫情闭门之娴，阅读了《中国思想家丛书》之《苏轼评传》，伏案经月，夜不释卷。对于苏轼为何屡挫屡贬，却不自废自弃，辞职挂官？我想从如下方面，试作微探讨、浅商榷：
一，苏屡遭贬谪、风雨一生的成因演绎和客观现实性
一是政治气候。熙宁二年，苏还朝授职时候，正是表面繁荣的北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即位，皇帝的态度是鲜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图新，这是政治背景，所挡必伤。
二是工作环境。反观苏所处时代，活跃在文坛官场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梅尧臣等等。如此星汉灿烂，济济一堂，合则相得益彰，水涨船高，比如欧阳修与苏的知遇之恩；悖则彼磨此砺，彼长此消，比如王安石与苏的政见之龉龃。官场人生，软环境至关重要。正当其时，则是如虎添翼，要成长神龟莫阻；生不逢时，则是“五指”压顶，欲成业百畅不举。由此可见，前程是风明雨晦，抑或一帆扬州，无他，环境使然。
三是观点之争。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雳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内有识之士因观点相左而被迫离京。一时间，朝野落叶纷飞，内外风雨凋零。苏虽不反对改革，却主张“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方式徐徐图进。一个要急进，一个要缓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则必隙。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离开朝廷，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播下下仕途风云密布的种子，开启政治上风雨兼程的颠沛之途。
于是，由于一与政治大环境相悖，二与工作小环境相逆，三与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个原因叠加，演绎了苏轼遭谤陷狱、风雨一生的结局。到苏44岁的元丰二年，御史李定等，借助弹劾苏诗讽刺新法，毁谤君相，苏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史称“乌台诗案”。苏坐牢103天，几濒临砍头境地，幸亏宋太祖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躲过一劫。出狱后，苏被降职黄州团练副使。后几经被贬惠州，再贬昌化军，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以六十六卒。
二、苏轼百折不饶、九死不悔的骨节禀赋和逻辑必然性
一是性格禀赋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禀赋性格，是决定其命运前途的DNA。一则骄傲的出身环境。苏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于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苏序家境殷实，能诗能文，二伯苏涣身为进士，父亲苏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红。二是丰沃的经济环境。苏家几辈人的辛勤积淀，自然家境殷实；年幼时父亲出游在外，母亲教其读书，言传身教、悉心抚育；苏家一门三进仕，都出任地方高官，这些都为苏的成长积淀了殷实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骄人的天纵英才。苏在京城会考时，其文风获得了主审官欧阳修的倾倒。欧赞曰：“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从此收留为弟子。由此可见：翰墨家风的文化环境，物流富足的物质环境，少年得志的成长环境，必将催生苏人格壁立、顶天立地，傲视薄物、旷达豪放的性格禀赋。
二是士人人生抱负使然：从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从父亲到母亲的教养德化，从少时科举一考成名到一门三进士的官宦之家，苏所接受的都是打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价值观。“上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皇权当道、官本位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成就人生价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见，即使仕途百折犹无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这是苏轼的应有选择。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苏的一贬再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坚持观点自己“求”来的，二是因陷获罪外力强加的。试问，前者是自愿选择，为何要辞官？后者是被迫负罪，法律怎么能让负罪之人有任意选择辞官的权利呢？要想保命，就随波逐流、跟着命运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场，自己又名扬四海，岂能趁快哉之能事，随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宝剑多磨砺，不如锋刃从何来？反观苏的人生险阻，仕途通曲，我们发现：被贬黄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创作的分水岭。前则以儒家思想为主，大量的政论、史论等充分显示出他积极入世的一面；被贬黄州后，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旷达的襟怀，达到了无论穷达落魄，都能在精神领域和文学世界，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事实上，苏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凛起伏地度过的。但政治的暴风雨后，他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而且物极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会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风格，后期作品的空灵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旷达婉约，命运的打击和个人的自救，在这里合伙铸造了一座人迹罕至的文学高峰。在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灾难成就文学，而是文学挽救了苏轼！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就是苏轼，虽九死而莫悔的苏轼——请问：这样的苏轼能够打倒吗？这样的苏轼能够以辞官避世的方式，向命运、官场和人生屈服吗？
2020年2月29日亦然于半山读《苏轼评传》有感兼答友人
其实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苏轼，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从内心里面来说，都是想出来做官，无论对老百姓，还是整个国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贡献。
只不过，陶渊明的时代“逼迫”他必须隐居，而苏轼则完全没有必要。
说道这里就清楚了，苏轼不隐居，原因很简单，就是——“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