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
《贞观君臣论治》全文翻译：
闰三月二十日，唐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的时候喜爱弓箭，得到了十几张优良的弓，自认为没有比这些弓更好的了。近来把它们拿给做弓的工匠看，（工匠）竟然说‘都不是好木材’。”
我追问他原因，工匠说：“木头中心不笔直，那么木头的纹理都不正，（造出来的）弓虽然有劲，但射出去的箭却不会直。我才明白以前对弓的辨别不够精通。我（以前）靠弓箭平定天下，对它的认识还不能全面，更何况天下的事务，怎么能全部通晓呢！”
于是命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班住宿，并且多次延请召见，询问民间的疾苦和政事的得失。八年冬十二月，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筑洛阳宫殿，使百姓劳累；收地租，（是）重收赋税；时俗女子喜好束高髻，这是受宫中的影响。”
太宗勃然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地租，宫女均不留发，这样才适合他的心意吗！”想要治他诽谤罪。魏征劝谏说：“当汉文帝在位时，贾谊上书，说有可为它痛哭的是一件事，可为之流泪的是两件事。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烈，则不能打动君王的心，所谓狂夫的话，圣人加以选择，希望陛下明察裁断。”
太宗说：“朕怪罪德参这类人，那么谁还敢再说话呢?”于是赐给（皇甫德参）二十匹绢。另一天，魏征又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是过去那么豁达了。”太宗于是对皇甫德参另加优厚的赏赐，授予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章说：“宣州、饶州的银矿大加开采，每年可得到银子几百万缗。”
皇上说：“我贵为天子，缺少的并不是金银财宝，只是遗憾没有好的建议可用来利于民众罢了。与其多得到银子几百万缗，怎比得上得到一个贤能的人才。你不曾进荐一个贤才，黜退一个不肖之人，而专门说税收银子的好处。过去尧、舜把璧玉扔进深山，把珍珠投进沟谷，东汉的桓帝、灵帝就聚集钱财作为私人储藏，你想用桓帝、灵帝的下场等待我吗？”
这一天，黜退了权万纪，让他归还家里。冬季十月份，唐太宗在洛阳苑中打猎，有一群野猪突然从树林中冲出，太宗拉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野猪。一头野猪突然跑到太宗面前，碰到了马镫。民部尚书唐俭跳下马与野猪搏斗，太宗拔剑斩杀野猪，回头笑着说：“天策府长史没有见过我搏杀贼寇吗，怎么这样恐惧！”
唐俭回答说：“汉高祖凭马上功夫得天下，不以马上功夫治理国家。陛下凭英明威武平定四方，难道还要对一头野兽逞雄心吗？”超然客整理太宗高兴，因此停止狩猎，不久提升唐俭为光禄大夫。十六年夏季四月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所记载的我可以看看吗?”
（褚遂良）答道：“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行为，详细记录善恶等事，希望君主不敢做坏事，我没听说（君主）亲自取来观看记录的。”
太宗说：“朕有不好的事，你也记下它了吗?” （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都记下来。”太宗说：“的确这样。”
原文：
闰三月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及政事得失。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
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征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复敢言?”乃赐绢二十匹。
他日，征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
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
是日，黜万纪，使还家。冬十月，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抟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注击贼邪，何惧之甚！”
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
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简介：
《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编辑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撰写方式改易。
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239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为了方便阅读，分为战国至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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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令突厥民饥高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节选自《贞观君臣论治》）
参考译文：
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这）是（因为）与人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这）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奢华珍奇的东西，固然是人们都想得到的，但如果无止境地放纵欲望，那么国家接近灭亡的危急局势很快就会到来。我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王朝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我的这番用意。”从此以后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平地上积雪深达数尺，羊、马大多被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趁突厥衰败之机（进兵），（于是）带领兵马来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后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大臣们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立盟约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他人的灾祸（而获得私利），（这是）不行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了罪过，这样以后才讨伐他们。”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日，祖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盛衰兴废，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朝将亡时，又出现了《玉树后庭花》，声调悲哀，连过路的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的原有士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我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我的恩德广布于天下的方法。”
《贞观君臣论治》原文翻译是：
冬十二月，有人报告说右丞相魏征袒护他的亲属，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但没有查出罪状。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做事没有留下痕迹，远远避开嫌疑之事，内心即使没有私心，也有可以责备之处。”太宗命令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指出：“以后做事要有所保留。”有一天，魏征入朝觐见，对太宗说：“臣听说君主和臣下应该是上下一心，互相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有所保留，那么国家兴亡就难以预料了，臣不敢奉诏。”太宗惊讶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征跪拜两次说：“臣有幸能侍奉陛下，愿陛下能使臣成为良臣，不要成为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差别吗？”魏征回答说：“稷、契、皋陶，君臣同心，共享尊荣，这就是所谓的良臣。龙逄、比干在朝廷上和君主当面争论，自己被杀，国家也灭亡了，这就是所谓的忠臣。”太宗很高兴，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的胡商得到美珠，就剖开身体来收藏它，有这样的事情吗？”侍臣说：“有。”太宗说：“人们都知道嘲笑胡商爱珠，却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接受贿赂而触犯法律的官吏和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和那些胡商相比，他们之间的可笑之处有什么差别呢？”魏征说：“过去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非常健忘的人，搬家却把自己的妻子给忘掉了。’孔子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夏桀和商纣贪恋身外之物，竟然把自己都忘掉了。’也像这样的人。”太宗说：“对。我与你们同心合力相互辅助治理国政，希望可以避免被人耻笑。”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六月戊子（十三日），唐太宗对侍臣们说：“我翻阅《隋炀帝集》，看到这本书文辞深奥渊博，隋炀帝也知道肯定尧、舜，否定桀、纣，然而他做事为什么就相反了？”魏征回答说：“君主虽然是圣明聪慧的人，但也应当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贡献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的力量。隋炀帝依仗他出众的才智，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所以他嘴里说的是尧、舜说的话，而做的是桀、纣所做的事，又没有自知之明，以致国家灭亡。”太宗说：“前事不远，我们要以此为借鉴。”
京城有蝗虫。六月辛卯（十六日），唐太宗进入玄武门北面的花苑中，看见蝗虫，捡了几只，祈祷说：“百姓把庄稼视为生命，而你们却吃庄稼，宁愿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起手要吞掉蝗虫，左右连忙劝阻道：“吃这肮脏的东西可能生病。”太宗说：“我替百姓承受灾难，还躲避什么病呢。”于是把蝗虫吃了。这年，蝗虫没有成灾。
《贞观君臣论治》原文是：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征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征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征，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征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但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矍然曰：“吾已悔之。”征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千，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征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贞观君臣论治》出自《唐高祖·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贞观君臣论治》全文翻译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太宗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勋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刚刚起义时，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却丢兵奔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非常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守本分呢。”
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诉讼案件，时间不够用，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尽心，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已之所长要求别人。
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说：“创业之初，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江山，出生入死，所以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共同让天下安定，常常担心骄奢从富贵中导致，祸乱从所忽视的小事中产生，所以懂得守成的艰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谨慎对待。”
秋季七月，房玄龄病情加重，太宗征召他到玉华宫，玄龄乘坐轿子进入殿内，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轿，与太宗相对流泪，太宗将房玄龄留在宫中，听说他病情略有好转则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则忧虑憔悴。房玄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蒙受皇上的隆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停止，众位大臣都不敢劝谏，我明知其非而不说话，真是死有余辜啊。”于是上表章劝谏。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太宗对公主说：“你的公公病得这么厉害，还能为国家的事忧心忡忡。”太宗亲去探视，握着房玄龄的手与他告别，悲痛得不能自禁。癸卯（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
柳芳曰：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天下人号称为贤相；然而没有多少事迹可寻，其品德已达到至高境界。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杜二人不居功；王珪、魏征善于谏诤而房、杜二人不争其贤名；使国家太平，将功劳归于君主。房玄龄被称为有唐一代的宗臣，是很适宜的。
拓展资料
本文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是南宋袁枢编辑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凡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共1300多年。取《资治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