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本身包含的信息量巨大，有超出原著故事和文学之外的意义，比如有史学价值。
其实在四大名著里面，“水学”也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热度仅次于“红学”。这里面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水浒传》版本很多，而且各版之间差异不小，光从回数看就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N种。其中流传比较广关注度比较大的，一是回数少但是描写文字丰富（即所谓“文繁事简”）的百回本，一般称为“繁本”；二是回数多、故事多但是描写文字简略（即所谓“文简事繁”）的“简本”。而“水学”研究里一个大的掐点，就是争论这两个本子到底谁先形成的。
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无聊，但其实也是有其实际意义的。因为追溯不同的版本，比较情节的发展演变，可以更清晰的看出这部民间奇书的发展脉络，进而可以解读出更多的、关于当时社会文化艺术思潮甚至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
其实就现在的原著已经有这个功效了：由于故事源头在宋代，书本身是民间累积创作，又用白话写成，所以《水浒传》里保留了很多宋元时期的语汇和社会风俗习惯。不少宋史学者比如王曾瑜、曾瑞龙，都曾就水浒和宋史研究专门撰写过文章。
（顺便插一句：ms现在不少网络写手都喜欢讨论怎么才能写出地道的、有特定历史朝代感觉的对白或者文风。其实你要写宋代相关故事的话，人物语言比着水浒写就差不多。虽不中亦不远。）
再比如从《水浒传》里的一些早期文本孑遗，以及它更早的一些故事源头，比如《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来看，《水浒传》故事的最初发生地毫无疑问不在山东梁山（现在山东的东平-梁山-郓城-巨野这一片），而在晋冀豫交界的太行山。马幼垣先生就专门撰文分析过，《水浒传》里的“宛子城”，其实就是比着太行陉上的天井关碗子城写的。
而太行山在水浒故事开始流传的那个年代，是北方民间抗金武装的大本营。现在的研究者也基本都肯定水浒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很多南北宋之交太行义军甚至岳家军的抗金事迹，还有不少学者，比如王利器、张政烺、严敦易、侯会、孙述宇诸先生，直接就认为这故事最早就是以抗金义军和岳飞的遭遇为主题开始创作、传播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发现的材料还不多，所以尚没法完全确定，也因此有很多争论和猜测；但以后如果能有新材料发现，能补上这一块演变过程的话，毫无疑问不光是能填补《水浒》研究的空白，对当时的历史研究也会大有裨益的。
而且说真的，关于《水浒传》这个故事系统如何从抗金义军变成纯粹的草寇，如何从太行山地区挪到北宋末活跃在淮北、山东、冀南一带的“巨寇”宋江身上，最终又落脚在宋江等人并未长期停留的梁山泊。本身其实已经可以拿来另写一部小说了。只要你了解相关信息又有足够大的脑洞。
《水浒传》的优秀在什么地方，只要拿它和流行的经典武侠、穿越、古代神探故事相比，就可以看出来。
现代武侠、穿越小说、古代的神探的故事，意境之所以非常低（常常沦为意淫的幻想），主要是因为，它们大多是商业化的产物，换而言之，作者最多考虑的如何让读者喜欢，如何让读者接受。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水浒传》出现在现代社会，而且作者愿意按商业化套路去写，根本用着后来的编剧去修改，作者就会把几个英雄人物的恶行、丑行，全部做出修改。
比如，武松不会滥杀无辜了，再比如，武松不会拿着刀，连条狗都打不过去了；再比如，李逵不会拿一个不高兴，就把鱼汤泼在一个店小二身上，更不会一个不高兴，就把一个小姑娘打昏在地了；当然了，鲁智深也不会为了抢酒喝，就把一个无辜老百姓，踢得半天站不起来；当然了，扈三娘的全家，就不会被梁山好汉杀光了；当然了，宋江收服秦明时，只是派人装成秦明在青州城下，跑了两圈，根本不会把数百户人的房子烧了、把数百户人屠杀了......。
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水浒》出现在现代社会。而作者也愿意按商业化套路去写。
宋江出场后，每做一件事。作者都会给他加上一大段心理活动描写；更会给周围人，都加上一段心理活动描写。如果实在不行，作者就会赤膊上阵了，总而言之，对宋江的行为，进行不厌其烦的解释、说明、介绍。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广大读者都相信，宋江之所以能让江湖好汉们一见面，就是“纳头便拜”，那是事出有因的，那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了，更得给宋江安排一些，展示他绝代风采的机会。总而言之，作为书中的领衔主角，宋江总得没事就摆几个大家都认可的造型。否则，作者也感觉宋江塑造的太不丰满了。
如果施耐庵这样塑造宋江，大家自然不会觉得宋江无能、软弱、废物了。
当代官方把《水浒》打上”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的标签，实是在小说中寻觅到了些许泥腿子”革命“的共鸣（说来也是讽刺）。这才是最大程度造成《水浒》被曲解的来源。
《水浒传》的严肃之处在于，这部小说设定，或者说呈现了一种最危险，最糟糕的社会形态。高层糜烂，不知民间疾苦，政府受官僚主义支配，官僚依靠媚上而不是为民上位。从高俅们的发迹史中可窥见一斑。
同时底层暴戾，民怨四起，需要以暴制暴图生存。普通人因为司法系统崩溃失去保护，鲁达拳打镇关西，就是间接因为郑屠这样的恶霸得不到法律制裁。甚至体制内的下层武官都无法自保。
多年前看水浒，觉得宋江真是恶。梁山拖着那么多无辜的人落草下水。现在看起来又多了一层意味。宋江，吴用这种下阶层的冗吏和边缘知识分子，兼具的官场手段和江湖路数，靠陷害逼人落草，实比高俅，蔡京之流阴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宋正好是中原王朝吏治化的伊始，到明清发展成高峰。”员外“一词就是暗指富人能够通过买官成为冗吏（正员以外的官员），催生了柴进和宋江这种游离黑白的阶级，能左右逢源。他们相比朝廷的奸佞，也熟悉残暴的强盗作风，兼具底层的鸡贼气质。
秦明被梁山害了全家妻儿，只听说宋江能许配他花荣的妹妹，顿时感动到痛哭流涕，没想到组织把后路都给他安排好了，这才放心落草。这样的情节，现在读来真是不寒而栗。这是宋江的话术在起作用，同时他知道秦明一类的下层武官都是些什么人，缺什么。比起晁盖这个单纯的乡绅，宋江更擅长把官场一套对接到江湖中来，最后顺利取代前者上位。
撇去李逵这样滥杀成性的货色，连武松都按耐不住杀掉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其实即便宋代也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有恻隐之心“，儒家那点最基本的人道都无法践行。更何况孔子原教旨式的”仁政“、”德治“，在吏治社会糟践殆尽了。
然而不提有前科的梁山成员，逼上梁山的林冲，丢生辰纲的杨志，报官无门的武松，拳打郑屠的鲁达，这些相对遵纪守法的莽汉，都曾相信过体制不冲撞底线。然而无形的压力屡次把他们推上落草的绝路。在展示完合法的途径正义得不到伸张后，这些人才动用起江湖规矩。一个治世是不会存在反社会暴力团伙的，而一旦有这么一个团伙，其残酷程度不比腐朽的封建王朝更不令人触目惊心。
历史上爱蹴鞠爱瘦金体的宋徽宗是被自己的朝臣指认给金人掳走的，最后在苦寒之地被点了人油灯。吏治帝国的受害者甚至包括皇帝本人。
整个体系之内，从上到下都没有德性可言，恣睢横行，成就了《圣经》中的索多玛。施耐庵的草莽背景，使得他更加熟悉社会基层的形态。这正好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这也正是施耐庵对历史洞见的高明之处。几个世纪之后的李自成，洪秀全们，又何曾不带有宋江的影子。李，洪分别是基层邮吏和知识分子，他们相对普通受压迫的百姓有着更广泛的组织力和对权力的渴望。这种游民+盲流式的造反运动，比陈胜吴广式的单纯农民起义破坏更大，需要更尖锐，更积郁的社会矛盾才能引发。从这个程度上讲，《水浒传》对中国历史有着寓言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