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简单明了的十二个字，概括了世间万物的规律。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
秦始皇奔七世之余烈，完成华夏一统，绵绵更替无不蕴含这个规律。
秦始皇
也正如
《左传·庄公十一年》
中所说，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大意为，禹和汤为政的时候，事情办不好就责备和怪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所以国家兴旺，势不可挡。而桀和纣怪罪他人，不好的事情都让别人承担，国家衰败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这也是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原意。
时至今天，常常会有人问我，我们学习历史还有什么必要吗？一不治国，二不搞研究，对今天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帮助？其实，我要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历史，重温与学习历史，虽然不能直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但一定会让我们在穿透历史的尘封中，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知兴衰、明得失，以史为鉴，并寻找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规律，对今天治国、齐家、修身都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效果。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一起来侧重探索一下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虽昙花一现，却又光彩夺目的三个短命王朝，这三个王朝虽然留下了历史千古遗憾，但却因此而奠基了后世的不朽江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王朝，也不失为一种安慰，一种延续。
这三个悲壮而又雄魂的王朝是：
秦朝、隋朝、后周
。绵亘而生的是三大盛世王朝：
汉朝、唐朝、宋朝
。为什么说这秦、隋、后周是三个悲壮而又雄魂的王朝呢？为什么这三个王朝却奠定了后世三大盛世王朝的基业呢？最后结合这三个短命王朝的遭遇，又能给当今国运带来什么样的可比较性的启示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三个段落进行层层递进阐述.
一、三对孪生王朝；
二、为什么强势王朝短了自己的命；
三、当今国运可比较性启示与推测。
秦帝国组织结构
一、三对孪生王朝
本段我们就具体分析、对比三对孪生王朝，为什么会相杀、相生？天然形成中国历史上一道蔚为大观的独特景观。
（一）第一对王朝：灭秦入汉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公元前221年，39岁的
嬴政称帝，史称“秦始皇”。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他首先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
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等，这些政策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新局面。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朝的建立，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虽然秦朝只存续了15年，“秦二世而亡”，但其影响之大，是中国以后任何王朝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把中国二千年的历史比作一个国家，秦朝就是以一朝之力完成了国家的初创，其后的所有王朝只是不断地强大国家。
紧随其后的汉朝，基本上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系就是遵照秦制。大家所熟知的汉朝遵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的本质，其实就是沿用秦朝制度。《全后汉文·四十六卷》记载：“汉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废旧章而已。”
鉴于秦朝的灭亡，汉朝创立初期，从
刘邦到文帝、
景帝，统治者们深刻反思秦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确立了“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汉朝也正是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开创了“文景之治”。
以至到了
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已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推行推恩令，采纳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法制指导思想，加强中央集权，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北击匈奴，东并朝鲜，攘夷扩土成就“汉武盛世”；至
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版图，又开创“孝宣之治”。
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两汉极盛时东并朝鲜、南包越南、西逾葱岭、北达蒙古，国土面积约达609万平方公里。
也正是因为有了汉朝的强大，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今天我们才被称为汉人。
（二）第二对王朝：因隋转唐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统一朝代，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
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繁荣局面。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南征北战，又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大业盛世”。在张掖的万国大会上，更是一展中华文化的光辉。
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大改革。政治初创三省六部制，巩固中央集权，正式推行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现象，建立政事堂议事制、监察制、考绩制，强化了政府机制，根据南北朝的经验改革政治，兴建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改善水陆交通线。军事上继续推行完善府兵制，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并改定赋役，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当时周边国家如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东突厥等国皆深受隋朝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影响，以日本遣隋使最为著名。
然而内外举措过度消耗国力，引发隋末民变，从而一个雄图霸业的帝王匆忙与历史相别，他治下的大隋江山转眼成了
李唐江山。享国38年。
唐朝盛世
隋朝虽然国祚时短，却做了很多影响后世大事，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留下了一大笔丰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比如“
三省六部制
”，虽然源于汉代，但是真正将其制度化、规范化的却是隋文帝杨坚。
还有影响后世1300多年的“科举制”，它堪称是人类千古文明的奇观，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不仅是
古代中国，而且还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可以说正因为隋朝的成熟政治体制，才铸就了后世唐朝在政治格局上的稳定，造就了唐朝盛世。
《新唐书·百官》记载：“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
唐朝疆域
（三）第三对王朝：代周建宋
说起后周，很多人可能感到陌生，但如果我们看过
《水浒传》，知道梁山好汉中有一人物叫柴进，沧州人氏，后周皇族后裔，人称柴大官人。他仗义疏财，喜好结纳四方豪杰，被誉为当世孟尝君。家中因有太祖皇帝御赐丹书铁券，世袭皇恩，握有免死金牌。就知道柴进的祖上原是后周皇族，
宋太祖赵匡胤正是夺了有恩于他的柴家江山，才会对柴氏后裔进行优抚。虽然小说有所不实，但宋太祖留下的“太祖碑誓”及有宋一朝政治的开明与仁善，足以论证其真实性。
而宋太祖之所以开创这样的朝代，正是与后周政治清明分不开的的。后周是中国五代时期中原最后一个王朝，享国虽然只有十年，但对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方向影响深远。
开国皇帝郭威登基后减免徭役，整顿军纪，打击腐败，使朝野清明，军心稳定，为后周之后的征战打下基础。养子柴世宗柴荣即位后，更是勤勉治国，从整饬军队，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文治武功堪称一代明君。
《旧五代史·世宗本纪》这样评价他：“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
从955年到958年，柴荣三次南伐南唐，迫使南唐取消帝号，割让长江以北地区。959年柴荣北伐辽朝，收复三州三关。而他整饬军队，提拔年轻将领，宋太祖赵匡胤正是这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通过改造枢密院，安排文官执掌兵权，以加强文人官僚制度。此后也由宋朝所继承之。
宋朝盛世
其实，宋朝的很多模式都是遵照后周而来。如显德元年（954）年后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律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
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可惜天不假年，39岁的周世宗柴荣驾崩，其幼子柴宗训登基。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后周灭亡。虽然后周灭亡，
大宋耸立，但在我看来，宋不是打烂一个旧世界，然后建立一个新世界，它只是按照后周的框架继续建设，不过到最后成为了后周成年后的样子而已。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推算，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时期，儒学复兴，出现程朱理学，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980年的3710万增至1124年的12600万。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亦有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期。
最为可贵的是，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于外患，而不是内乱，这也是封建王朝二千多年来以来，唯独没有直接亡于内乱的王朝。
二、为什么强势王朝短了自己的命
无论是强秦、强隋、强后周，为什么到最后成为人们口中的暴秦、暴隋，找不到影子的后周呢？为什么这几个这么有影响力的朝代，这么快就被灭亡呢？秦历二世、隋历二世、后周历三世，江山基业已在，帝王版图却做别人嫁衣，这样的结局，让历史研究者莫不唏嘘。
其实，道理很简单。先说后周，它既不是暴政，也不是穷兵黜武，而是英主壮年去世，即位之君成为孤家幼子，被有实力的窃国之人钻了空子，导致国灭。
至于秦秦与强隋，就值得说道。原因无非有四：
1、一统天下，国虽立，但王朝并未立稳，社会矛盾复杂，故要“治乱用重典”
。即原来的势力关系并未彻底清除与臣服，所以必须用铁腕来治政，就会打击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
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这些固有势力与属地老百姓的震荡与反感，暴秦、暴隋之名随之而来。尤其是秦朝，只是七国之一的秦朝，如今一雄灭六强，一统华夏，然而旧秦之法制却并未改变，同时还全区域推广，是引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一个大泽乡起义虽然是因为迟到了要被砍头，这种不人道的法令显然有悖常理，导致大秦朝引发“蝴蝶效应”，不可收拾。
2、要做一个有伟大作为的帝王，开疆拓土，自然就会倾国之力，兴师动众，付出巨大牺牲，而一方臣民在还未得到帝国眷顾，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却要落得个丧父失子、妻离子散的下场，这样的帝国太强大与我们百姓何益、何干？埋下老百姓不满的隐患
。
如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无非就是对外长年征战。隋炀帝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帝王，不断征伐周边政权，灭吐谷浑、征讨契丹、大宴突厥、远征琉球，而隋炀帝所有对外征伐中，最消耗国力和民力的当属三征高丽，而三征高丽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大爆发。
3、有抱负的封建帝王，既要开疆拓土，又要防患侵略，还要发展民生，大兴土木，而这一切，处处离不开天下百姓的参与与担当
。如兴修水利，开拓航道，修筑长城等。这样势必一来又得劳财伤命，百姓从何理解。
秦朝修建了秦直道、阿房宫、长城、秦皇陵等耗资巨大的工程，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与伤亡。如修秦直道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是从公元前212年开始的，所动用的人力不计其数；修阿旁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史料记载动用了70余万人等。
隋朝兴修大运河，消耗大量人力财力，为人民带来很多负担。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加上疾病侵袭，死亡人数占全部一半以上；后又开凿通济渠、驰道、修筑长城等等，无不在征用老百姓身上作文章。
而这些利国利民的大好工程，如果不给老百姓灌输家国天下的大道理，老百姓会认为这些工程就是劳民伤财，不给老百姓留活路，只会增加他们内心的反抗，到最后一旦风吹草动，便会揭杆而起。如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各路豪雄起义莫不如此。
这一点，封建帝王不可能像后世的共产党一样，真正能做到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国家政策老百姓能自动自发，积极参与，想一想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百业待兴、抗美援朝，哪一项压力不与强秦、强隋时一样，可新中国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愈发强劲。
4、针砭时弊，改革制度，当然是一个新王朝的使命，是帝王兴亡的开始
。但如此这一切在新制度还没有夯实根基的情况下，那些被直接革掉了的命的原有贵族阶级，一旦发现有隙可钻，就会卷土重来，翻云作浪，从而颠覆朝政。
如“科举制”虽然是一项创新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但它却革掉了门阀士族的命，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现象。
还有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地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这样制度的改革后患就是，一旦出现国基不稳的现象，这些受打击的阶层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成为破坏王朝的最大破坏势力。
强秦、强隋、强后国，这三个强势的短命王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过眼云烟，却光耀千古。为开创后世江山提前作了各种制度上的探索，三个王朝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一并被后世充分吸收，从而避免了后世执政者的执政弯路，所以可以这样说，这三个强势的短命王朝奠定了后世国治久安的基石。
三、当今国运可比较性启示与推测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国家，即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尤其是中华民国孙中山时期对国家命运的探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中华民国，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统治，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中华民国的建立，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内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提高，只可惜后来军阀边年混战，老百姓看不到希望，民怨沸腾。
中华民国坚持共和制政体，初期颁布临时约法，后以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背景，国民政府实施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确定了总统制。民国时期外交呈现了一个国际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遵循国际规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法理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自主等。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
史称“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其间还闹出了“袁世凯称帝”的笑话。
孙中山只得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一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久病逝。
1928年，国民党的北伐军攻克北京，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统一之后，民国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内统一统一形成，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为国民党统治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如若不是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共进行彻底合作，中国会早在1949年之年驶入历史的快车道上。
可惜事与愿违，蒋介石为他这场豪赌彻底赔光了身价，成为了又一届短命政府。1949年，败退台湾，偏安一隅，如果不是美帝的帮助，连台湾都不是他的栖身之地，恐怕最终要落得个客死他乡的命运。
但当改造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时候，这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大改变。1949年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与新中国相适宜的政策，随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一系列的建设新成就，无论经济、科技、军事，都与旧时的中国天壤之别，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中华民族复兴的良机到来了。
而这一切的改变，莫不与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政党息息相关。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成长，早已成长于一个“执政为民”、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忠实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和唯一宗旨。
深谙历史的一代伟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者毛泽东，曾因历史兴亡更替，与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史称
“窑洞对”。
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这个著名的“窑洞对”，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跳出历史“周期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牢固基石，以致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利来自于人民”等等成为了与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政党最不一样的政治纲领，异样夺目。
也正因为这样的政治纲领，
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共产党人通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实践了自己的纲领，谋取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
尤为难得可贵的是，这个政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都在践行此使命，不忘初心。如今，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已经驶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已成为了世界各国崇敬、探索的世界之核。
70年的风雨峥嵘风雨，100余年的革命先行探索
，如今的中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万众一心，拥护政府，过去民族的不自信，过去民族文化的不受待见，如今在华丽的国度正日益受到重视，绽放光彩，让中华民族重拾了可贵的民族之魂、文化之魄，这将是千年难遇的国运之兆。
这也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盛世：
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而这一盛世必将福泽绵延、光大复兴。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红色文化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