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赵昚当然有一个好名声，但说他是一个平庸之辈，可算是冤枉他了。从建炎南渡到崖山海战，南宋152年里的9位皇帝大多数都过着偏安一隅、苟且偷生的日子；但并非没有出现过极有作为的皇帝，他就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赵昚。
赵昚还在做藩王时，岳飞就极力夸赞他：“社稷得人矣！”高宗禅位于他时，又满意地说：“吾付托得人！”他即位后，被盛誉为“英明之主” ，《宋史》更是赞扬他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面对内忧外患，赵昚励精图治、补偏救弊，又勤政节俭。他在位期间，朝堂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出现了“乾淳之治"。可以说，赵昚的好名声，正是靠其功绩获得的。我将从3个方面具体说说他在位期间的功绩。
01 宋孝宗对外积极备战，锐意雪耻
宋孝宗与宋高宗，虽是养父子关系，但情同骨肉。因而孝宗死后获得了一个孝字的美谥。尽管高宗孝宗父子关系融洽，可是他们对待金军南下的态度大不相同——高宗屈膝乞和，孝宗慷慨主战。
1161年秋天，金朝海陵王率军南下，两淮失守，形势危急，被立为皇子不久的赵昚不胜其愤，痛斥逃跑之议，请求率军先行。只因王府直讲史浩告诫：“太子不宜将兵！”赵昚才未带兵出征。但他仍跟随高宗前往建康，并“遍识诸将”。孝宗每次侍候高宗，必力陈恢复大计，然而高宗的回答是：“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赵昚口头上虽“自此不复敢言”，可内心里根本不服气。
赵昚在1162年6月即位后，便声称：
“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
他急于报“靖康之仇”，立即昭雪冤死之将岳飞，召见主战之臣张浚。不少人对张浚有微辞，高宗也劝告他不要相信张浚的虚名，但孝宗非常坚定：
“脱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动摇。”
他在1163年正月，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负责主持北伐。这年四月，张浚坐镇远离战场数百里之外的扬州，6万宋军渡过淮河，很快攻克灵壁（今安徽东北部宿州境内)、虹县(即今安徽泗县)以及宿州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县)。捷报传来，孝宗兴奋地说：“十年来无此克捷。”
可是，十万金军在当年五月反攻符离，李显忠、邵宏渊两位主将不和，宋军全线败溃，士卒死伤甚众，资粮器械皆弃。符离惨败后，孝宗仍耻于言和，但又不得不和。宋金双方经过反复交涉，于1164年冬天达成停战协议，史称“隆兴和议”。这个和议与高宗时的“绍兴和议”相比，金朝与南宋在名分上由君臣之国改称叔侄之国，南宋向金朝提供的岁币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少到银、绢各20万两、匹。
孝宗素来以对金言和为耻。他对隆兴和议当然不满，此后仍时刻不忘攻取中原，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依靠虞允文北伐；二是加紧训练军队。孝宗积极备战，始终试图北伐。他在乾道、淳熙年间，先后五次大规模检阅军队。每当大阅那天，孝宗“亲御甲胄，指授方略”；将士“戈甲耀日，旌旗蔽野，师众欢呼，坐作击刺，无不中节”。孝宗一再向大臣表示：“朕不忘恢复，欲混一四海。”
02 对内励精图治，爱才守法
宋孝宗励精图治，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上说，他刚即位便下诏广开言路，号召士庶陈述皇帝的过失、朝政的缺遗，要求官吏反映百姓的休戚、民间的利病，并宣布建议可行者有赏，意见不对者无罪。孝宗把每天亲自批阅奏章比喻为：
“朕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遍。”
当时，臣民直言极谏，孝宗开听怀纳，号称主圣臣直，朝政失误较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提倡守法。
孝宗思贤若渴，于史有名。朱赢曾经说他是：“有志于天下，要用人”。而孝宗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难怪人们叹息：
“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置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孝宗有所作为的理想与人才不足的现实差距太大，他不禁感慨系之：“自家不如个孙仲谋，能得许多人。”更加深切地感到人才的重要。孝宗曾在书桌上写下一个极大的“将”字，渴望得到唐朝薛仁贵那样的良将。他甚至迷信十足地焚香向上苍祷告：“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国家。”
孝宗认为：“平稳无才略之人不难得”，在他看来，真正的人才首先必须有道德，他强调朝廷不应当专门以才取人。他说：“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 。其次是应当务实，孝宗认为“为治在于任人，任人在于责实”。并指“最不可以言取人”。他曾多次斥责士大夫“平日读书不见于用”、“好高论而不务实”，主张推行总核名实之政。
再次是不刻不谬。孝宗认为：“有才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谬”，应当“有才而不刻，慈善而不谬”，所谓“刻”，即是苛求于人，而谬则是差错百出。至于如何对待人才，孝宗不以小过责人，主张“用人不当求备，知礼者必不知刑，知乐者必不知刑”。
在人才的使用上，孝宗认为应当公平合理。他说：
“朝廷与人官爵，尽归至公，人谁敢怨。若徇私轻与，得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无怨。”
鉴于当时重文臣，轻武将之弊，孝宗强调“治体不可有所偏”，“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针对宋代士大夫结党营私的陋习，孝宗强调“用人不可分别党与”，他说：“朝廷所用，止论其人贤否如何”。为了扭转官员重内职轻外任的风气，孝宗采用“更出送入”，相互交换的办法，并作出“未历州县，不得居清要，未任监司，不得居郎曹”等一类规定。
要做到公平合理，关键在于用人不徇私，官职不轻授。孝宗一再强调只能为官择人，绝不为人择官。他采取措施，裁跌冗员。而且特别注重选用地方官。对于地方官，他不仅慎于选用，而且严于考核。他要求监司必须按期向朝廷报告州县长官的政绩并给予奖惩。
孝宗号称严于守法，务在必行。他要求大臣“当谨法令，无创例以害法”。鉴于当时官吏往往用例以废法，孝宗主张守法以废例。所谓“例”，是临时制定的条例，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宰执依法办事，孝宗予以赞赏。他处理朝政，遇到疑难，每每询问宰执：“于法如何”，如果回答是“在法不许”，他马上表示：“国有宪法，朕不敢废” 。
即使必须临时制定法令，也必须反复审核，要求大臣再三详加思虑。他还下令编纂并颁布了一部法律文书汇编——《淳熙条法事类》。在法律推行过程中，孝宗反复强调两点：一是出以公心。张默是孝宗生母的亲堂侄，要求破例晋升，遭到孝宗拒绝。张闻礼是太上皇后的侄女婿，请求破格提拔，孝宗照样不许。二是宽猛相济。孝宗强调罚必当罪，但又认为宋朝执法失之于宽。他甚至批评祖宗家法：
“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之。”
孝宗虽然认为不能矫枉过正，而应宽猛适中，可是又偏向于重赏重罚。贪官便是孝宗重罚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即位之初，就下诏要求地方官“毋滋讼狱，毋纵吏奸，毋夺民时，毋掊民财”，并且宣布“有一如此，必罚无赦。”
当时，不少官吏办理公务，“贿赂未至则行遣迂回，同难不已；所求如欲则虽不可行，亦必舞法，以遂其请。”针对此种积弊，孝宗下令鼓励人们予以检举。一经查实便“重置于法”。孝宗规定官吏贪污除籍没家财外，还要杖脊刺配。
孝宗在位期间，官场作风较好，在“馈赂公行，熏染成风”的南宋后期，人们对此自然不乏眷恋之情，据鸿儒真德秀在理宗朝时就回忆说：
“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人都为羞。”
03 宋孝宗重视农业生产，带头厉行节俭
宋宗孝认为“理国之要，裕财为重”，他指斥责大臣讳言财务。为了纠正这一偏向，孝宗在1166年12月决定，宰相兼制国用使、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切实负责理财。而他本人则每月批阅财赋册，亲自过问这方面的事务。孝宗自称：“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他甚至打算停止印行纸币，这显然太偏颇，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
孝宗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绩在于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带头厉行节俭。他痛斥“近世士大夫多耻言农事”，强调“农事乃国之根本”。他每年“自中春农事兴，即忧水早，直到十月米谷上仓，然后放心”，一旦得知“今夏蚕麦甚熟，丝及米价极贱”，立即高兴地说：“此甚可喜！”他还种麦、养蚕于宫中。在孝宗的倡导下，士风为之一变。地方官无不留意民事，普通关心农业生产。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孝宗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兴修水利。金华县丞江士龙采用农民出力、地主出粮的办法，动员民工两万七千多人，兴修水利837所，使两千多顷农田受益，受到孝宗嘉奖。而江东提举潘甸、淮东提举叶翥等官员则因修水利失职被降官。当时兴修的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有太湖堤、淮东捍海堤，高邮定应长堤、真州陈公塘等。浙西围湖造田成风，有碍水利，孝宗坚决予以制止。孝宗在位期间，由于“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因此“年谷屡登，田野加辟”，史称“虽有水早，民无菜色”。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孝宗禁止非法聚敛，下令减免赋税。“羡余”便是当时盛行的一种非法聚敛，官员把额外盘剥得来的钱财献给朝廷，以便升官，孝宗说：“今之财赋岂得有余，今后若有献，朕当却之”，他拒绝了某些官员奉献的羡余，用来代民纳税，并下诏申严羡余之禁，违者从重惩处。
南宋在同金军作战期间，以筹措军饷为名，增加了不少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等，停战以后理当废除。孝宗多次表示“税赋太重，朕欲除减，但有所未及，当次第为之”。他全面废除苛捐杂税的许诺虽然成为空头支票，但也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如当时地方官向农民预借第二年的赋税，名曰借而终无还，孝宗便下令严禁这种预借。至于在局部地区，临时减免赋税的事利更多，如1176年免除四川关外五州和籴一年，第二年又免除整个四川地区和籴一年。
当时上行下效，民俗多尚奢侈，才遇丰年，则华饰门户，鲜衣丽服。孝宗对此颇为不满，下诏禁止奢侈，他发现“习为奢侈者，在民间绝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决定有官者如违犯禁令，从严惩处。他还发现“奢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官禁，以故流传民间”，又决定革除奢侈，从宫禁做起。
至于孝宗本人，号称“勤俭过于古帝王”，他即位前，对声色无动于衰；即位后，仍自奉较薄，平时常服浣濯之衣，不吃肉，即使宴请宰执大臣也不具珍馔，更不大兴土木。由于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妄费”，又不轻易赏赐大臣，因而内外积钱甚富，金帛山积。到1183年8月，孝宗设立的封桩库积攒钱财多达三千万缗，由于年深，以致贯朽。
04 小结：壮志未酬的宋孝宗
总而言之，孝宗不仅锐意攻取中原，而且在历史上以爱才、务实、守法、重农、节俭而著称。他在位期问，政治相对清明，生产有所发展，财政比较充裕，军事实力增强，有“小元祐”之称，是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过，南宋这时呈现出偏安的小康局面，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孝宗攻取中原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宋孝宗壮志未酬，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他可谓生不逢时，他继承的是高宗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不仅“财屈、兵弱未可展布”，而且谋臣猛将凋敝丧尽，问题成堆，很难理顺，他的对手又是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几乎势均力敌，谁也休想侥幸战胜谁，因而孝宗“用兵之意弗遂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