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康受托设计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萨克生物研究所工程 (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1959-65)，这是一个建筑群体，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生物实验中心，拥有机械设备楼和办公室；会议中心，包括供学者和参观者交流思想的会议厅，图书馆，游泳池，以及能演音乐戏剧的有500个座位的讲演厅；生活服务中心，供科学家和学者起居生活。建筑群的思想早就孕育在康的胸中，接到任务后，康思忖着一个宏大的目标——做成二十世纪的雅典卫城。
基址选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角，面临壮观的大西洋。基地内是高台地和峡谷，环境深幽，后边分布着一些小别墅。康在总体设计中，巧妙地利用一块峡谷，将实验中心放在峡谷东端，平行于大西洋。会议厅放在北边离海滩悬崖很近的小山上，居住区在南边。三者绕峡谷鼎足而布，互相之间仅隔步行的距离。康把所有建筑全朝向大洋，景色蔚为壮观。
会议厅和生活中心的设计，对象康这样的大师是不成问题的。在生物实验中心的设计中，康一反费城医学研究楼的手法。在广泛征求科学家意见后，他做出最初方案，认定:应满足使用灵活性，使房间有可能根据未来发展需要重新安排；安静；光线；对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要保证完全的私密性，不受干扰。
为了满足灵活易变性，康开始设计了八个15.24×73.30米(50×245英尺)的大空间，每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及助手各占一层，放在四座并列的两层楼里。机械楼在实验楼东端，自助餐厅、图书馆等在西端，均俯视峡谷和大洋。
实验室的结构方案是预应力折板，跨度15.24米(50英尺)，由长30.48米(100英尺)的预制预应力桁架托起。两边搁置在辅助的楼梯间上，辅助管线，设备能源藏在折板的槽里。
正当设计冲破重重阻力进行了两年的时候，康的预制方案被施工单位否决了，他们要求改用钢结构和现浇混凝土。同时由于资金问题，会议厅和生活中心都被削减了。这对康和他的助手，以及结构师科门登特是个极大的打击。这时离交付使用仅只有两年时间，而康又已接手达卡的设计。为了保全大局，康只得忍气吞声，很快拿出新的设计方案。
康的设计虽几经磨难，最后还是相当成功的。两座三层的实验楼，有六个24.38×73.30米(80×245英尺)的大空间，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组，每一组半占一层。这种无柱子的大空间，给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同时，设备层高度加大到2.7米，克服了过去设计中管道层低矮的缺点。康认为，有了这个包罗万象的设备层，就不必再为管道的定位埋件而伤脑筋。这一设计是对费城医学中心设计的修正。医学中心的管子从空腹大梁里穿过，未做吊平顶，康认为太乱，当时很为此脑火。
两座实验室中间的区域作为花园。但它既没有树，也没有花，只有一些赤裸的沙、灰华和狭小的水沟。据说他和建筑师巴雷根(Barragen)在设计花园时曾一起登临屋顶，眺望大洋，认为这里没有必要放花木，“这里应该是石头和砂砾的广场，这样才会得到一个与天连接的立面”。然而，在这里工作的科学家却并不喜欢这样的布置。
萨克生物研究所的外观仍旧是大体块的对比，所有混凝土墙均未粉刷，显现出强烈粗犷的质感。外墙是温暖的淡棕色，光影使体块显得精神勃发，独具魅力。这里依稀可见费城医学实验中心那种造型坚挺有力的特征，而戏剧性的光影，也正是康设计中的基本要素。贝聿铭称它为“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有的国外评论家把萨克研究所说成是“模仿古希腊庙宇的混凝土组合体”。的确，康有深厚的希腊文化根基。但从萨克研究所的平、立面形式上来看，却很难找出其明显的相似之处。但贯穿在康设计中的那种高尚的格调，完美的风格，却可微妙地窥见其内在联系。
在生物实验室中，空调和通风是比较主要的。萨克研究所的空调采用了双风管混合箱送风系统。直至今日，其空调设施在美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技术层占用空间较大，造价较高。
考虑该地区常有地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构造:将铅锌包钢板夹于空腹大梁和柱之间，使柱筋有适当的延伸性，这就形成了区别于刚性结点的弹性铰。 1965年建成后，拉霍亚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周围房子全塌了，而萨克研究所却安然无恙，连裂缝也没有，主要是结构的柔性体系帮了大忙。当地震水平推力产生时，空腹梁与柱之间产生相对滑动，地震力消失后，依靠柱筋的弹性恢复力将梁拉回原处。时值康从达卡返美途经拉霍亚，见到这奇景，连连夸耀结构师的功绩。
实验室建筑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本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人探索新的结构和造型。但作为正规的实验楼大批出现，则是二次大战以来的事情。实验室建筑的发展史尚年轻，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灵活可变的空间，究竟灵活到何种程度?各类实验室的需要和规律如何?康在这两个生物医学类实验室中的探索是有益的。
当然康的能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室建筑，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技能全面的大师。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工作是繁忙而卓有成效的。除了上面介绍的两座实验室以外，康设计建造起来的建筑中比较著名的还有:纽约州罗彻斯特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第一教堂(1959-63)，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森堡奥里维蒂一恩特华克工厂 (1967-70)，孟加拉国达卡政府建筑群(1962-64)，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1968)，得克萨斯州沃思堡金贝尔美术馆(1967-72)，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政办公楼(1967)，耶鲁大学不列颠艺术陈列馆(1977年由助手完成)等，其中大多是与结构工程师科门登特合作的。
有人认为金贝尔美术馆是康的创作顶峰。美术馆为单层，凹字形平面。柱子规则地把平面划分成一个个长方块，每个长方形上顶着一个横截面是半圆蘑菇状的预应力混凝土顶。自然形成一个个展览空间，加上灵活布置的隔断，给人以幽深迷离的效果。天顶灯从半圆的顶端洒下柔和的光线，整个大厅吐露出一种温暖、谧静的气氛。而达卡的国会和政府官员住宅建筑群，它的砖拱圆洞以及由此形成的圆形母题，则表现了康对建筑同当地风格相结合的探索，即所谓建筑的“地区性”。两者都有较高的造诣。虽然如此，上述的两座实验室建筑，尤其是费城医学中心，在现代建筑史上的地位更其高些。康很少造高层建筑，他不喜欢高层建筑中免不了要应用的钢结构。他偏爱混凝土，喜欢它的可塑性，以及它具有的自然性质。
与柯布西埃、莱特等大师相比，康著述较少。但他却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富有哲理的言论。康把建筑视为形式的东西，他竭力抬高“形式”的地位，其实就是抬高建筑的地位，他坚决反对通常那种认为建筑是工程和艺术相结合的，说法。
康特别强调灵感的作用，“产生灵感不需要明智的分析，仅需要直觉”。康的灵感确实很丰富，但实际知识，如结构设备等方面，却有欠缺。1956年，他曾为费城市中心搞过一个高层建筑设计，那真是一个大胆而又离奇的方案。
任何专业有两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知识和创新的灵感。知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经验的积累而系统化起来的，而灵感使思想感情升华。脱离知识，脱离实际的灵感是靠不住的。但康认为，古希腊人并没有掌握象我们今天这样多而广泛的知识，却创造出了不起的东西。正是因为他们并无太多的选择余地，一开始就考虑如何用所掌握的较少的方法把意愿强烈地表达出来，他们的思想是朴素的，系统的。只能说，康的话在一定条件下有其道理。
除此之外，康对城市建筑还发表过一些见解，认为要根除目前大城市的痼疾，街道应恢复其起源——步行街“社会房屋”的气氛，[附注4]保持那样的一种亲切感。停车场应放在市区边缘。
康的建筑出现的年代，正值人们对那种干瘪无味、缺乏人情的“国际式”建筑产生疑问，青年建筑师在思考、探讨传统建筑价值的年代。康的设计受到后期现代派及野性主义者的欣赏和拥戴。当然，无论从思想到设计，从总体到细部，康与野性主义者和以后的Archigram等新秀，还有很大区别。
康创始的费城学派，虽然创作数量有限(相对芝加哥学派而言)，但在60年代确也轰动一时，影响至今。他的思想吸引了许多建筑学生和艺术学生。其信徒文蒂尤里(RobertVenturi)成为第三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又影响了一批青年建筑师。康在现代建筑运动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康的为人，梗直而无畏，同时也是一个自负、执拗、专制的人。这往往是一些艺术家天赋带来的副产品。他做设计不爱听取别人的劝说，其它建筑师很难与他合作相处。他在宾州大学执教时，学生对他也是敬畏三分。但无论如何，他的教学还是十分出色的，在改图评图时，学生常常围着他聆听那富有哲理的即席演讲。他经常从莫札特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中汲取养料。作为一位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他那充满激情的言谈和活动永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那些低能的建筑师来说，建筑不过是挣钱的来源。而不象它所应该的那样——创造美感和艺术。对我来说，建筑不是事务，而是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为人类幸福、享乐而为之献身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