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9-30
爱因斯坦并不是个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国小镇乌尔姆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制造厂。对于这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很高的期许。但当阿尔伯特到四岁还不太会说话时，他们还是不免有些着急。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阿尔伯特的妹妹，已经喋喋不休。
但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受到了同学的排挤。沉默的、孤独的阿尔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专心地听讲，耐心地应付学校的课程。10岁时，他进入了古典氛围很浓的路德中学。
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起关键作用的几年，便是这之后的几年。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对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人，与他父亲一同经营小电器厂。在电力工业刚刚兴起时，他们便开始生产发电机、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话。在叔叔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从小对动手的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非常感兴趣。10岁以后，当地的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塔尔穆德每周末到爱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给小阿尔伯特带些科学和哲学的书籍。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
因为投考苏黎世理工大学失败，爱因斯坦勉强同意到瑞士的阿劳中学完成未学完的高中课程。但他对教育的成见很快就消失了。阿劳中学提倡教师有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因此课上得十分有趣，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独立工作，高年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极为关心。
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那个对他的学术成长颇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来，爱因斯坦称阿劳中学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爱的样板”。“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不会生气勃勃！”
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学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决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课堂上听课，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并开始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苏黎世理工大学的本科四年，只有两次考试，依靠借阅同学的笔记，他通过了，但这依然使他感到厌恶，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记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
爱因斯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应邀对教育问题进行演讲或写文章，在他的认识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除去在阿劳中学的1年，爱因斯坦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这种理想的教育。但他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实现了。
1901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但学校不喜欢他的独立，不同意留任他为教师。同时，由于家里人反对他和大学同学玛丽琦结婚，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先是在一家技术学校任代课教师，后来又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家庭教师工作。
1902年2月，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完全私人地补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显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但爱因斯坦没能靠这种方法赚到钱，因为他们三个人聊得过于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
在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