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对词的认知与创作，在思想深处是颇有矛盾的。他认为词不登大雅之堂，不能与“言志”的诗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非常喜欢填词，并乐此不疲。他在《长短句序》中说：“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志吾过。”从理性上说，他站在士大夫立场上，仍以词为小道，并对早年“汩于世俗”作词而“悔之”。这种观点是相当陈旧的，在当时就是落后的，是对词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贬抑与否定；但从感性上讲，他非常喜欢作词，虽然对自己曾经作词“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虽说“绝笔已数年”，实则后来仍写了许多词；虽曰编辑词集是为了“以志吾过”，实则爱而不舍，不能丢弃。这种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还反映在他对词的评价上。他对前人的词作或词集，做过一些题跋，其矛盾思想在这些题跋中，得到集中而突出的反映。他在《跋〈花间集〉》时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彭孙遹云：“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金粟词话》）《花间集》多系西蜀词作，在晚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反映市民情绪与统治阶级享乐思想的词，得到空前的发展。陆游对《花间集》作者的责难，既与晚唐五代西蜀的社会不符，又反映出他的文学观念的正统，以“言志”的诗衡量言情的词，因此对《花间集》的词人只写艳情而不顾国计民生极为反感，但他对前人的一些词作，则极为欣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飞卿《南歌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渭南文集》）又说：“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渭南文集》）。他谈的是温飞卿与苏轼的词，但最后却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可见，他对词与诗的体格是不大分辨的，甚至可以说词法与诗法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正因为如此，他在评陈师道词时说：“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辞（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渭南文集》）诗词异体，作法自别，一位作者擅长此而不擅长彼，这是常见的现象，有什么奇怪？陆游对陈师道工诗而不工词不大理解，说明他对诗词之体格微妙区分是不大了然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对诗词作法不分的观点，反映在他写词上，不是自觉地遵守体格，而是自发地填词。那么，他对词的本色、特征，不是那么精到和谙熟，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诗人之笔填词，出现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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