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发展的条件及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现代化发展不仅意味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即“个体、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区别于旧时代中的社会结构。在旧时代中，个人、社会依附于国家，国家或政权是社会关系的主体，个人和社会则处于从属地位。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完全打破了这一态势，重新界定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主张发育个体、发育社会，致力于建构起“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结构。因此，现代化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结构起“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
一、现代化发展的条件
现代化发展的实质就是构建起“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个体、社会要想与国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发育，即发育个体和社会。而发育个体、发育社会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中介性的间接的社会关系。因此，建立起新的中介性的间接的社会关系是构建新型社会结构的前提，是现代化发展的条件。
所谓中介性的社会关系，即存在一个客观中介物，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规定着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客观中介物发生联系，即他们之间是一种间接的普遍化的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才能确立起组织的公共权威性，才能切实发育起个体和社会，也才能构建起“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说建立中介性的社会关系是发育个体、发育社会和构建新型社会结构的前提，并不意味着只有建立起中介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够开始发育个体、社会和构建新型社会结构，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在中介性的社会关系里，个体和社会才能得到切实的发育，个体、社会与国家三者才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个体、社会的良好发育也有助于中介性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其实，中介性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伴随着个体、社会权利主体意识的增强而进行的，即中介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运行要依赖于个体和社会的发育。
近代西方社会就是通过变革旧有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中介性的社会关系而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来说，西方的中介性社会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上帝为客观中介物的社会关系、以商品为客观中介物的社会关系和以法律为客观中介物的社会关系。即在西方社会建立中介性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上帝、商品和法律先后充当了客观中介物，对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规定。
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中介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近现代社会的展开与确立，实际上是依托于两个重要的平台，即中世纪的宗教生活和近代商品经济。在宗教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上帝或教会而发生作用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更确立了个体之间的平等性，从而对个体权利主体意识的发育奠定了基础。另外，西方中世纪经历了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个阶段。政教合一时期，教会获得了神圣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在政教分离之后，宗教组织的神圣性、权威性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又转化为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它的组织社区形式亦对民间社会生活具有自治或者自组织的功能，即宗教组织发展成为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其对社会组织的发育及监督或对抗世俗权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概括之，即宗教生活促进了个体和社会的发育。
不过，仅有中世纪宗教生活的经历是不可能充分发育起个体与社会的，也就不可能推进近现代社会的充分展开，因此，才有近代文艺复兴思潮对它的反动。在个体与社会充分发育方面，商品经济是另一个重要的平台。在商品经济中，个体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开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即人们是通过商品——这一劳动的的物化，展开社会关系的。另外，由于商品是个人劳动的结晶和个人价值的体现，所以，在参与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参与者（包括个体和社会组织）逐渐学会了维护自身的劳动价值或合法权利，即个体或组织的权利主体意识得到了培育和发展，即发育了个体和社会。
以上是对西方近现代社会展开的条件及过程的简单阐述。而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来说，则缺少这样的条件。
一方面，我国古代社会中没有宗教生活的经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生活是发育个体、发育社会的必备条件，只是说宗教生活很好的培育了个体独立性，尤其是思考的独立性。从社会关系角度考察，我国古代社会是伦理化的社会，梁漱溟先生称它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它以家庭关系构建社会关系，使一切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化。这实际上是私人关系在公共空间里的延伸，即把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变成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由此一来，使关系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特征。彼此关系受着伦理情感和个人的具体属性如身份、地位、学识、学历乃至衣着相貌和谈吐等等的影响，使关系有亲疏好坏之分，而无法形成******所说的普遍化关系形态。社会关系“二人化”必然导致人对社会的依赖转化为对两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依附。任何人要在社会立足，不能不谨慎处理好与周围的关系。因而它无形中造成关系对个人主体性的消解，使人们只见各种各样的角色或义务，而不见作为权利主体之个体，因而在伦理化的关系中，难以发育出独立的个体及其精神意识。同时也造成对一切组织的消解，使组织都处于人们关注的视线之外，人们眼中只见关系不见组织，由此造成公共领域（组织）不立，无论是国家公权力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确立起组织的权威性。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即是公共领域私人化，即使产生组织也容易出现梁漱溟先生说的“组织私人化”问题。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以“家国同构”为其典型特征的。在古代社会中，全部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代表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乃至对个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由此导致中国社会扁平化，任何权利主体和社会力量都难以产生，发育个体、社会和市场自然皆无可能，社会资源要素缺乏合理的配置机制而表现得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商品经济的文化形态，始终实行着重农抑商的社会政策。与西方社会重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不同，我国古代社会在价值上始终是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始终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因此，也就不可能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活动而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参与和实行。由此，我国人民缺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机会，当然，也就无法培育或发展出权利主体的意识了。
二、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途径
现代化发展的途径即是发育个体、发育社会，建立中介性社会关系和建构新型社会结构的途径。就当代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或必由之路。由于，我们缺少类似于西方宗教生活这样的经历，而且，这种组织生活的经历无法弥补，所以，我们就必须转向商品经济，以期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过程中能够发育个体与社会，培育起个体与组织的权利主体意识。
在现阶段的中国，由改革开放而催生的市场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活动的基础和平台，它的过程必然交织着现代社会结构的生长和展开。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因而在社会领域，人们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公共意识开始生长，各行各业的行业团体、学术团体和其他一些社会团体与利益群体也逐步产生。而在政治领域，则国家逐步让渡权力，政府转换职能，减少对经济领域之干预，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建立了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机构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反贪局等一系列党政监督机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促进了个体和组织的权利主体意识的萌生，发育了个体和社会，初步建立了中介性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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