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阶级与族群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他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在东（中国江南）西（
英格兰）方经济中的“大分流”，至迟发生在18世纪末；在那之前，它们的经济特点十分接近。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对清中叶精英意识的研究中发现，那些杰出的儒官，与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他认为，由于在18世纪亚洲与西方“日益联系在一起”，而且都“面对更多的本土变化过程”，因此“如果两个社会的精英意识没有形成某种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奇怪了”。当然，彭慕兰、罗威廉这里揭示的是中国与西方某些经济和思想的共同点，而经济和思想的共同之处可能产生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类似现象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里，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社会生活空间，酒吧“对许多住在附近的人来说本质上犹如教堂”，对某些社会群体和族群来讲是其文化和经济背景相同的人的聚集地，酒吧里存在着职业、族群、邻里等各种联系。从这个方面来看，酒吧与那些由同乡会、同业公会、袍哥所开办的茶馆非常相似。同乡会的茶馆为相同籍贯的移民服务，那些同业公会的茶馆则为本业人士服务，而那些邻里的街头茶馆则为住在附近的居民服务，当然它们也并不排斥其他顾客。犹如茶馆成为这种
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心，美国的酒吧也是群体和社团的聚集场所，甚至作为它们活动的总部。
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茶馆与西方的酒馆（tavern）、咖啡馆（coffeehouse）、餐厅（café），特别是酒吧（saloon）有着类似的功能。关于法国的“café”，很难用中文翻译，因为它既非完全的酒馆/咖啡馆，亦非完全的餐馆；它既卖咖啡，也卖酒，还卖像“三明治”这类的快餐。这里翻译为“餐厅”，是为了与“饭馆”（restaurant）进行区别。丽贝卡·斯潘（Rebecca Spang）把巴黎的“饭馆”与“餐厅”进行了比较，称一个餐厅能够同时为500个顾客服务，提供大众午餐、饮料、报纸或其他读物；但一个饭馆很难为超过200人服务，其地方不大，服务的客人不多。因此， 饭馆服务的“特点不是普通服务，而是个别服务”。如果说餐厅的顾客读报纸，“思考他们周围的世界”；那么，饭馆的顾客读菜单，“想的是他们自己的生理需要” 。
作为小生意和公共空间，茶馆与餐馆的关系很像西方的餐厅与饭馆。不过，根据史葛·哈连（Scott Haine）的研究，在18-19世纪，“巴黎的公共空间变得更少面对公众开放”，但餐厅像教堂和戏院一样，为“最基本的公共空间，人们在那里度过工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时间”；有意思的是，哈连把餐厅与教堂相比，他相信餐厅较少公共性，因为顾客必须在那里买东西，但是更有包容性，“因为它们提供各种饮料，而教堂不会” 。
而“saloon”虽然一般可以翻译为“酒吧”，但主要是指19-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下层酒吧。“Saloon”这个词最早使用是在1841年，1870年代已很流行了，意思是“法国沙龙”（French salon）或者“在邮船上的大客舱”。酒吧的兴起“同样是因为工人阶级低微的地位，他们缺乏在工作场所的自由，自由时间和收入有限，居住条件也很差”。到1850年代末，“saloon”这个词出现在城市名录中，标明“其基本功能是卖酒的零售设施”。杜伊斯（Perry Duis）把“saloon”定义为作为一个“半公共空间”（semi-publicspace），因为其是私人所有，为公众服务，即是“半公共营业”（semi-public business）。
关于茶馆和酒吧相同之处的更多例子可以从其他研究中看到，如鲍尔斯（Madelon Powers）指出酒吧成为“百万工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俱乐部，这些工人把酒吧视为“穷人的俱乐部” 。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坎贝尔（Robert Campbell）也注意到酒吧在19世纪末的北美的角色是“穷人的俱乐部”（the poor man’s club），指出酒吧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男人社交的中心” 。在德国，酒吧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不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渗透到城市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一个新的商业休闲形式只是单独为工人阶级，或是单独为其他任何社会集团服务的”。此外，工人还到电影院、体育场、商品会等场所，“那里各个阶级、宗教、性别的人混合在一起”。因此，“在休闲中，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在美国
匹兹堡，剧院成为“平民文化” （plebeianculture）的一部分，工人在那里观看根据当地故事改编的喜剧和情景剧。19世纪巴黎的“餐厅”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工人阶级顾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次文化”。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把餐厅视为他们的家”。史葛·哈连认为，法国餐厅实际上是“工厂和工厂的附属”，也是政治舞台，经常被用来组织罢工和游行。杜伊斯指出，在美国，酒吧老板有自己的组织，如“卖酒者协会”（liquor dealers’ associations），“犹如兄弟会，提供保险、聚会以及其他社会活动”。
酒吧也为邻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设施，扮演着与茶馆类似的角色。在18—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饮水，厕所也难找，于是提供啤酒和厕所的酒吧吸引了不少顾客，在冬天还提供了温暖。酒吧还有许多附加服务，如卖食物、兑现支票、提供报纸，那些居无定所的工人甚至可以在那里“取邮件，听关于地方政治的闲聊，或得到本业有关的信息”。由于酒吧使人们的生活更方便，所以人们乐意在那里聚会。像茶馆一样，酒吧还提供娱乐，如演唱、讲笑话、讲故事等，当然也有赌博、黑市酒、斗鸡等。美国城市的许多男人还把酒吧作为找工作之地，因此酒吧像茶馆一样成为一个“劳动力市场”。那些待雇的人等候在特定的酒吧，一般是在需要雇人工作的场所附近，雇主也很清楚到哪个酒吧去找雇工。
除此之外，美国城市的酒吧提供了各种活动，人们喜欢在那里拳击、打台球、下棋。有人在19世纪时写道：“我们见面、交谈、欢笑、聊天、抽烟、争论、寻找知音、探索道理、夸夸其谈、胡拉八扯、唱歌、跳舞、拉琴，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实际上像一个俱乐部。”鲍尔斯仔细考察了在酒吧里的各类谈话，诸如“随意交谈”“说粗话”等，认为酒吧可以看成是“工人的学校”。这些美国城市史学者的描述，人们很容易在中国成都市的茶馆里找到类似之处，只不过某些玩法不一样而已，如美国工人在酒吧里打台球、跳舞，成都市民则是在茶馆里斗鸟、打围鼓。像茶馆是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心一样，美国城市中的酒吧被视为“自发协会” （voluntary associations），因为这些酒吧俱乐部与小区生活的关系比其他组织更为密切。这些功能还可以从19世纪巴黎的餐厅中看到：“餐厅多种功能的性质从餐厅和其他社会空间的各种关系中显示出来”，餐厅“可以视为住所、沙龙、剧院、教堂、下水道、街道、股票交易所、议会和庆祝活动，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天堂和地狱间的一切空间”。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是，这些公共场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城市中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开办一个茶馆并不需要很多资金，与在法国巴黎开一间酒馆或在
美国芝加哥、波士顿开一个酒吧很相像。在18世纪的巴黎，只要“在屋顶之下有一张桌子和若干椅子”，一家酒馆便可开张。在19世纪的美国城市，一个人如果“资本有限”，那么，经营酒吧是“世界上最容易的生意”。据芝加哥的一个酒吧店主回忆，一个酒吧全部所需要的不过是“开门的钥匙”。在他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后，“便拿着租房的合同和收据”，去酿酒商那里，从他们堆货的地方得到其他用品。有学者研究了酒吧、餐厅、酒馆的管理、资本、竞争等问题，认为酒吧“缺乏生意经”，这导致了其衰落，因而把酒吧视为“功能的失败”；在美国城市里，无执照的酒吧被称为“厨吧”（kitchen barrooms），其顾客是“光顾这家人的厨房的真正的朋友或亲戚”。
像茶馆一样，法国许多餐厅都是家庭所有，如“在柜台后面的许多妇女的价值并不仅仅是漂亮的脸蛋儿，在一个夫妻店里，妻子充当的是理财、收款和会计的角色”。在美国城市的酒吧，这样的店“成本最为低廉”，因为不用付工资，“无非就是将家稍加扩张”，客厅便拿来开业，妻子和孩子都是帮手。在经济萧条之时，许多小商铺关门歇业，但酒吧却是“邻里中最稳定的生意之一”。因此，从经营的角度看，中国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法国的餐厅都非常接近，都为一般家庭做“小本生意”提供了机会。
在中国成都，许多移民都把茶馆作为他们的“半个家”；在美国城市中，因为移民流动性大，所以也经常把酒吧作为固定的收信地址。茶馆对于成都市民来说，是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费；美国人虽然比成都人的选择性大得多，但美国酒吧的生意稳定也依然是因为“没有其他场所可以取代它”。酒吧的生意总是很灵活，可以白天为找工作的流动人口服务，晚上的客人则多是附近的住户。与此相似，茶馆欢迎来自各社会阶层的顾客，但主要为普通人服务。美国酒吧的兴起，是由于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等状况改善的结果，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的中心”和“商业性娱乐”的场所。
当然，中国茶馆与这些西方设施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角度去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变。例如，在美国史方面，研究各种酒吧、酗酒问题和戒酒运动；而欧洲史方面，则揭示小酒馆、咖啡馆等场所中的社会复杂关系。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怎样从事公共生活，怎样使用他们所建立的公共空间。中国茶馆的密度与美国的酒吧、法国的餐厅相比要小。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巴黎有4万多家公众饮酒或喝咖啡的地方以及餐厅。在1909年，伦敦有5860家这类地方，纽约有10821家。这即是说，在每1000人中，伦敦便有1个公共饮酒处，纽约有3.15处，巴黎有11.25处。同时期，成都是中国茶馆密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平均每千人有1.5个茶馆，35万居民共有518个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