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媒生态日益变化的历程中，危机事件造成了不同以往的传播环境。无论是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还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抑或是9月的“
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都成为考验媒体实力和
社会责任的标杆。通过比较几次危机事件，笔者看到媒体在面对危机时，不再是沉默无声，而是在坚持导向性的同时进行议程设置，更好地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议程设置之具体表现 美国传播学家
拉斯韦尔曾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视为媒体最重要的三项功能。在公共危机来临时，媒体既要快速准确地传递危机信息，又要引导舆论，发挥其重大影响。
1.媒体设置报道时间：及时报道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报道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它在时间范围上，是媒体中长期的系列报道活动。而对于公共危机而言，它是突然爆发，负面影响力强。那么，及时地揭示危机信息，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国媒体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迅速敏捷。不光满足了受众最基本的
知情权，也及时地化解了猜疑误解，将真相公布于众，从根本上破除了谣言。
2.媒体设置报道内容：人文诉求
公共危机发生后，会引起民众恐慌，在面临追求新闻效应和人文关怀的窘境中，大众传媒的新闻选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新闻报道的首要内容，是密切关系人民生活的
危情讯息。当然，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媒体全面客观的报道上。
“三鹿奶粉事件”中，媒体意识到人文诉求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环境监视的效力，直指危机事件的主要源头。媒体将报道视角充分投向民众最关心的事情，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突出各阶段报道的重点，这样才真正承担起社会喉舌的职责。
3.媒介积极行动：引导舆论
日常生活中，媒体的议程设置主要是通过报道的选择和呈现来完成的。在危机
关头，大众媒体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通过新闻触角及时发现社会中的阴暗面，使被监督者迫于舆论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要多发挥抚慰力量，给受众带来危机关头的心理安慰。这次事件中，因为婴幼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
新华社接连播发多条稿件，追踪事件进展。这种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不光让受众了解灾情信息，还发挥了
主流媒体的功能，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所及范围，引导了社会舆论。 议程设置的负面效应 我们在肯定媒体作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设置议程时的负面影响及社会
后遗症。
1.社会和受众角度。首先，媒体议程设置过度可能引起舆论压力，形成社会意见压迫。在危机发生初期，媒体积极全面的报道无可非议，但是在危机后期，媒体应把握信息报道的度，避免给当事人及企业造成过度压力；其次，媒体议程设置不当，可能误导舆论，影响受众正确认知。危机事件的发生，给受众带来身体和精神上诸多伤害，此时急需媒体准确全面的报道。但若报道延迟或内容不当，会使受众产生怀疑和追问，直接影响媒体的声誉。议程设置的关键是对事实客观全面的报道，这样才能满足受众基本的知情权。
2.媒体角度。大众传媒进行环境再构成时，必须把握好议程设置的度和量。否则，将给媒体自身发展带来羁绊，严重损害其最有价值的媒体信誉。同时，这也会弱化媒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准则。而新闻媒体拥有客观、准确、平衡的报道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评论方法，才是获得
公信力的有效手段。 有效地发挥议程设置能力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如何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呢？
首先，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要寻求新闻价值与政府宣传的契合点。危机事件是突然袭来的事件, 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进行议程设置要掌握好量和度的把握。我国的媒体面对两个报道取向——政府还是社会，要综观全局，在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时聚焦
社会问题。在具体操作时，一方面要明确正面宣传、积极鼓动、做好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我国媒体要掌握当时的现实情境，做到既最大程度实现新闻价值, 又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其次，媒体要重视对危机事件本身和普通群众的报道。媒体具体操作时，应该更加重视人文关怀，给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并且履行好传播信息、沟通危情、监督政府，抚慰协调的功能。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新闻媒体必须积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这场传媒战役中，媒体不仅仅是尽职尽责，而要在协调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有效介入危机事件。这样才能最大地化解公共危机，为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