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爱人贵民”，认为管理的成败在于用人。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强调组织与分工是管理的基础，建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儒家和法家的富国富民之学都是把一家一户作为一个单位，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齐家”是管理的主要方面。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重农限商的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以农富国，《管子》认为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事、本业，
韩非提出：“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
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
商鞅主张以农固国，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兵力不足也。”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国家才能安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中国古代充满着浓重的讲情讲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 “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以德服人”等 。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
管理目标。重视谋划，主张以谋取胜为上策，适应环境变化，善于权变，不拘泥于既定的清规戒律。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把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决策准则庸。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重求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地理及经济生活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天然的“隔离机制”，管理体制和
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断层”、交融与更替现象，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使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凸显出求同性。
孔子毕生致力于“克己复礼”；
董仲舒甚至把封建统治制度—“道”与“天”联系起来，提出“道之原大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家的统一始终成为当政者的追求，这种思想被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