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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