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1-18
如果你对易经熟悉，就能理解这局话了，但不一定能够表达。人之初，性本善，才生下来都是无善无恶，这是人的最初状态。然后事物向高层次发展，就如乾卦一阳动而生兑卦，因为事物都是运动的，所以要动，人就有了善恶，有了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发展阶段。有了欲望与善恶，人最初是不知道哪些事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比如饿了，自己没有吃的，就去抢别人的食物，这是他的本能。这就要求格物致知，判别善恶，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那么知道了再知行合一，这个人就是有良知的人。这是人的发展高潮阶段。这类人是善人。那么恶人呢？其实不管善恶，人将死时其言也善，所有的人最后都在忏悔，你看老人有几个是恶人？这就是人的最终阶段。所谓格物，相当于升华，最完美的阶段。
“格物致知”，即是以人的内在尺度（德：仁义礼智信）去确定事物，从而获得对事物的知识。这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观念，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解释有很大的差别。但基本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的。古代儒家主要强调了对人事的“格物致知”，即是用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去确定人和人的行为以获得其了解。宋儒强调了“格物致知”中“穷理”的意义。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中国人的交往。对方作为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时，你的“仁”德所确定的对方作为人的价值地位在你自身所获得的体会和认识，这是道德实践中不断加强的“知”。你用你的“义”德去判断对方行为是否合宜。你遇到一位你不认识的人，你先问他贵姓，年龄多大等，你知道对方的年龄比你大很多，你就可能确定一种辈份关系上的对方。你用你的“智”和“信”德对对方所有信息获得理解与不可理解、可信与不可信的判断。所有这些都使你在“仁义礼智信”上获得“知”的判断和体验。这种“知”一方面是对“物”的“知”；另一方面是自己德性发用的“知”。它呈现为“心”（主体）与“物”（客体）关系中的双向建构。“物”不是一个与“心”没有关系的“物”。“物”是“心”上的“物”；“心”是“知物”“接物”中的“心”，被发用也被“物”熏染着的“心”。当王阳明拒绝程朱“于事事物物中求”路线强调“直指本心”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格物致知”是获得圣心的方法，还是心之用的一种功能的不同问题。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如果你在如何真正获得圣心德性这样一个问题意识下去看“格物致知”，那么，在王阳明那里，“格物致知”就不是一个获得“本心”的方法，而心之用的一种功能。如果“格物致知”回到它的本义上去，那么，它应当恰当地理解为“心”“物”之间的一种连接方式。可以说，在西方哲学中，康德与胡塞尔的关系，就如同朱子与王阳明的关系那样，从先验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中说明知识的康德，受到要求回到知识作为一种思维这一事情本身从而直接寻找原初给予的可明证的基础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批判。如果用儒学传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我们依据一个什么样原初给予的可明证的基础来“格物”，而且这个基础是在“心中求”。
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满意？
第2个回答 2010-01-09
知是何知?行是何行?什么叫合一?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只有在行的程度上才可称做真知,行只有参与了知的探索才叫真行,知与行是一个过程.
知行合一的宗旨：心中意念必须彻底的存在或消失。善念彻底去做，恶念完全克倒。
然而，这里的善恶是怎么回事儿？人的意念五花八门，如何分辨善恶？此处的善恶不是普通理解的道德准则，也不是先验的观念，也不依外界定性，而是依个人能力分限所及而确定，这也是要下功夫的地方。
因此，如果你奉行知行合一，你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时时刻刻检查心中的意念，对心所生出的任何一个意念、想法进行严格的控制。控制什么？对于心中产生的杂念，并不打算付诸行动的彻底克倒；对于有意义的想法要设法等待或创造时机将她现实化。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知与行的关系决定了知与行的本质！知与行处于这样一种关系时，必然产生一种对知的高的要求，就坚决杜绝了一些荒谬的不经大脑思考的想法扰乱、支配你的心。而将自己的真正意志挺立于这个世界。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受了私欲的控制，坚持了一个错误的不应去做的意念，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良知了。
可是，因为我们无法预先确定哪些想法是良知，哪些是私欲，如何获得良知？
办法就是“时时刻刻去私欲”。私欲来自感官。如果心被她们操纵，即是被私欲蔽了。良知则不能发生出作用来。让私欲也成为良知审查的对象，将她们彻底逐出主宰地位，而不是反过来让自己的意志被欲望所蹂躏。
知行合一规定了良知的一个方面，即她必须向现实展现她的力量；胜私复理规定了良知的二一方面，即她不能是私欲。
第3个回答 2010-01-09
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看不懂的话就说理论和实践互补
第4个回答 2010-01-19
[编辑本段]教育思想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载于《王文成公全书》，为一至三卷，亦有单行本。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内容包括他早期讲学时主要讨论的“格物论”、“心即理”，以及有关经学本质与心性问题；卷中主要是王守仁写给时人及门生的七封信，实际上是七封论学书，此外还有《社会教条》等。在卷中最有影响的是《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着重阐述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卷下一部分是讲学语录，另一部分是《朱子晚年定论》。《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由他辑录的朱熹遗文中三十四条“大悟旧说之非”的自责文字，旨在让朱熹作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证明朱熹晚年确有“返本求真”的“心学”倾向。卷下收录的王守仁讲学语录主要是讨论“良知”与“致良知”的。《传习录》是由王门弟子徐爱和钱德洪等编辑的，它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历来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是研究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其中的语录是王门弟子分别记录的，编辑者只作了汇编工作，注明哪些条是由谁记录的，未作进一步地整理，因此各条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7封书信出自王守仁的手笔，是王守仁论学书的代表作，但阅读这些书信时，如果与其他有关论学书信联系起来看，它们更多的反映了王守仁晚年比较成熟的教育思想，但由于编者的取舍，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大学问》等重要著作未予收录其中，它对于了解和研究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明显有不足之感。所以在评介《传习录》一书时，有必要联系《全书》中的其他篇章。
[编辑本段]思想成就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心之用，知善知恶者良知，为善去恶者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处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他写的《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王守仁的游足还到奉化雪窦山，他写的《雪窦山》诗明丽、秀拔。数百年来被人们传诵不息。
穷山路断独来难，过尽千溪见石坛。
高阁鸣钟僧睡起，深林元暑葛衣寒。
壑雷隐隐连岩瀑，山雨森森映竹竿。
莫讶诸峰俱眼熟，当年曾向画图看。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他将心学凝成四句话：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他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心外无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北京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浙江大学把它作为校训的一部分。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详见《明朝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