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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